是什么激发他探寻历史的遗踪？“社会应该给女人一种怎样的生存，最基本的合理的生存。”
哪些人给他的内心留下印记？“我想去看一下杜甫，如果我家里有粮食的话，给他送一斗小麦，他太凄凉。”
什么样的场景令他终生难忘？“在我家的土茅房里头，把那日记一页一页撕下来，全部烧，烧成灰，用黄土把它覆盖起来。从此我就再不记日记了。”
他如何看待死亡？“不同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和途径都不一样。”
本期《环球名人坊》，对话知名作家陈忠实，品位历史在心灵中的沉淀。“很多封建的政治理念，封建道德，演化成民风、民俗，对人形成了影响和心理制约。”
《白鹿原》之前的写作都是练笔
邱晓雨旁白：各位好，这里是环球名人坊，我是邱晓雨。本期《作家与世界》系列深度访谈中，我将对话的是陈忠实。在大部分读者的印象里，陈忠实的名字和一部长篇小说相连，这就是被誉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重要收获之一的《白鹿原》。
这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是作家陈忠实的成名作。写出这部小说的时候，正是陈忠实知天命的年份。而在此之前的50年中，陈忠实经历了什么？之前那些没有《白鹿原》出名的文学作品，又描摹出他怎样的心路历程，折射了中国社会的那些变迁？下面，我们会用两期节目，走进这位年近7旬的西北作家。
邱晓雨：陈忠实，你好，欢迎光临《环球名人坊》。
陈忠实：你好。
邱晓雨：我今天进门之前，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感觉。以前看《白鹿原》的时候，对这个书有印象，没有仔细地想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后来看《立身篇》，看《初夏》，看《猪的故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特别害怕你。
陈忠实：我没有想到你看过我这么多作品。
邱晓雨：对《白鹿原》感兴趣，之后就会再去找其它的东西看。
陈忠实：你刚才说的那些中短篇，都是80年代中期之前写的，《白鹿原》写作之前的，作为练笔的作品。
邱晓雨：用《白鹿原》对比《立身篇》那样的作品，有点让我觉得不像是一个人写的。
陈忠实：是80年代初，我们那个时候的文学正处于一种反思，17年文学尤其是到“文革”，排解了对于文学和艺术的那些极左的东西，来寻求真正的文学，真实意义上的文学。
邱晓雨：等于有一个转向？
陈忠实：嗯，从年到年初期，就是这个过程。
邱晓雨：《白鹿原》就是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写作。
陈忠实：嗯，那已经到80年代末，我才进入这个创作，那应该就是我基本完成了对文学狭隘的，僵化的，一些带有“极左”色彩的那些理念的排解，也接受了一些关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也就涨起了探索的勇气和力量。
邱晓雨：所以，像《初夏》，我记得是年的时候最后修订的，那时候还有一点点痕迹，可是到了80年代末，《白鹿原》就完全进入到你说的这种文学的境界了。
陈忠实：对，是，是。
邱晓雨旁白：陈忠实，年8月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的白鹿原北坡的一个小村子——西蒋村。他职业生涯的前半部分，是从年9月开始担任的乡村教师，直到年，40岁的陈忠实才成为陕西省作协的一名专业作家。十年之后，《白鹿原》的问世让陈忠实家喻户晓。
今天，陈忠实不仅仅当作家，还要领导作协，管理作家。作为陕西省作协名誉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有很多写作以外的事情需要操心。
邱晓雨：现在你不光是作家，也是领导。有篇文章当中好像写到你的话，说“作协主席，这是一个由嫉妒和阴谋导致的职务，目的在于终止一个作家业已取得的辉煌，并且决不允许他继续辉煌。”真的么？
陈忠实：纠正一下，这不是我的话，这是一个作家，很年轻的作家朋友他写我的文章。
邱晓雨：说到你。
陈忠实：嗯，他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
邱晓雨：那你是怎么看的？
陈忠实：这显然是一个矛盾，因为在我当陕西作家协会主席的那个时候，正是我们陕西作家协会最困难的时候，作家和机关干部生存环境最糟糕的时候，房子都是30年代建的小平房，那是一个起义了的国民党军官的宅院，解放以后，他把这个宅院捐献给人民政府，人民政府把作家协会就安排在这个宅院里头，到我进入作协去工作的时候，这个宅院里的房子已很残破，房顶塌陷，几乎每一个房子都漏雨，所以我当作协主席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改善作家和机关的办公环境，办公条件，当时在西安文化界，包括市民中间，有一句很形象的概括我们作家协会的话，说要拍聊斋，就不用搭外景，到作家协会那个院去就是自然的环境。
邱晓雨：是说看上去就很残破，像有鬼的那样。
陈忠实：嗯，就是鬼魂出没的地方，你就可以想见那个破烂。
邱晓雨：是为了让作家有想象力啊。
陈忠实：那都是文艺界人开玩笑说的，大家要求太强烈，我一当上主席，就给承诺了一件事，我说要改善办公条件，经过了大概五年才把那个办公楼盖起来，这个当然要花费很多时间，改善机关条件，改善大家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那应该是我的一种责任。
定义自己：自作自受
邱晓雨：如果用三个词儿定位你自己，会是什么？
陈忠实：自作、自受。
邱晓雨：自作自受？
陈忠实：嗯。
邱晓雨：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点感觉像惩罚一样？
陈忠实：没有，自作，就是我喜欢作，比如说创作，我自己做，我自己去探索，成功了，我享受欢乐；失败了，我承受痛苦，自作自受，俩词儿就够了。
邱晓雨：很简洁地就定位了。
陈忠实：嗯。
邱晓雨：这次来重庆，我在看天气。我记得你因为出生的时候没下雨，好像常说下雨好像就能改善命运。
陈忠实：我出生时候的状况，都是母亲告诉我的，我自己不可能有感觉。我生日是农历的六月二十二，后来找到公历对照，是年的公历的8月3号，这是西安最酷热的时候，三伏，要是不下雨，西安那个高温，室外温度和室内温度常常达到四十多度，我母亲说我生下来的时候，全身就起痱子泡，从头到脚整个是把我包裹着，那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也没有空调，她就是只能拿扇子给我扇，但不可能从早扇到晚，所以我出生时候，就体验了干旱和酷热，所以对雨特别敏感，一到下雨就特别舒服。
邱晓雨：会影响你写作。
陈忠实：心情好了，写作当然就好了。
不同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和途径都不一样
邱晓雨旁白：在《白鹿原》中，陈忠实和众多人物进行对话，在笔下决定他们的生死和生死的方式。在陈忠实的内心激起最大波澜的段落，是他写到小娥之死。外乡女子田小娥，是被自己的公公、敦厚老实的长工鹿三用梭镖从背后捅死的。写到这里，冷静的陈忠实泪眼模糊，他用颤抖的笔写下了“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这12个字并没有出现在白鹿原当中，但是对于生死的思考渗入到了陈忠实的句子里。
邱晓雨：这道题提出来之前，我都会先说，如果你觉得不愿意回答可以不答。你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陈忠实：死亡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逃避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归终，我倒是常常庆幸，比如说跟我同时代的人已经去世了，尤其是我们文学界的人，患了不治之症，我去参加追悼会的时候，常常就有一种感叹，我说上帝对我是宽容的，起码比对他更宽容。
邱晓雨：那你会想起来，觉得很恐惧吗？因为我觉得许多写东西的人，在自己的小说当中，会一遍一遍地涉及到这个话题。那你们是不是比普通人，比我们，相对有更宽广的感受？
陈忠实：就我而言，以往小说里头写死亡的很少，但《白鹿原》里头写死亡的比较多，许多读者和评论家对我写那些人物的死亡方式很感兴趣，不同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和途径都不一样，尤其像朱先生最后神话似的那种死亡方式。
邱晓雨：而且很智慧的那种。
陈忠实：而且有预感要死亡了。鹿三就是那样一种死亡方式，小娥就更不用说了，黑娃，都有各不相同的一种死亡方式。他们人生轨迹的最后归结，决定着他们的死亡方式。
邱晓雨：你认为他的归宿应该是这样的？
陈忠实：嗯，除了自然的因素之外，像得不治之症，这是任何人都可能得的。我在作品里头更多的是写他们的社会因素，社会因素跟他们死亡的关系，对人死亡形式的影响。
我无所谓，因为我现在，就我的生命历程，我的同代人，不说其他各界的，单是文学界的朋友，我已经送走了好多人。每一次送他们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庆幸，上帝对我比对他们更宽容，能宽容到什么时候，这是上帝的事，我决定不了。
邱晓雨：所以你已经在心理上没有那么恐惧了？至少比我们面对它要泰然吧。
陈忠实：你们现在还不应该想这个问题，你想这个问题不好，这么年轻，正应该是闯自己事业的时候，涉及到这个问题，大约都应该是进入老年期以后的人，很难免考虑这个问题。
邱晓雨：这个问题，我要的是每个人看待死亡的态度，和面对问题，不同的人激发出来的不同的言语。并不是真的说，让大家决定去怎么死。那如果你死后要转世成一种动物或者植物，你会选什么？
陈忠实：如果要转化为一种植物，我觉得就转化成一棵树，一种树。什么树，我都不太在意，只要是一种属于绿色的生命形体，在这个土壤里头生存，在我的意识里头，每一种植物都有它们生存的意义。
邱晓雨：各有各的灵气。
陈忠实：嗯，跟人一样。人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形态的人，就跟自然界、植物界一样。
邱晓雨：如果能选的话，你是愿意做白鹿原上的一棵树，还是你写到过的青海高原上那种经历练的树？
陈忠实：我最好还是在我的家乡做一棵树，可能更亲切，更自在。
邱晓雨：我听说你写《白鹿原》的时候，好像还种了一棵树，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陈忠实：我种了很多树，后来写了一组散文，副标题就叫《我的树》，我很喜欢种树。
白鹿原上最难写的朱先生
邱晓雨旁白：陈忠实的老家在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那里有陈忠实从老太爷、爷爷和父亲流传下来的家园。家园门前，有他亲手栽下的的法国梧桐。那是在陈忠实决心动手写《白鹿原》的一九八八年的早春栽下的。陈忠实写不同地域的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