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29日，著名作家陈忠医院去世，享年73岁。巨星陨落，对于中国文坛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为了缅怀这位当代著名作家，现将其生前写下的关于“我的文学生涯”的文字与君共勉。
我的文学生涯
陈忠实/文
我生长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听说我的一位老爷（父亲的爷爷）曾经是私塾先生，而父亲已经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是村子里头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打算盘也能提起毛笔写字的农民。
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入学，年高中毕业回乡，之后作过乡村学校的民办教师、乡和区的干部，整整16年。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了解，是这段生活给予我的。年秋天，我调入西安郊区文化馆。我再三地审视自己，还是决定离开基层行政部门转入文化单位，去读书、去反省以便皈依文学。年冬天，我调到省作协专业创作组。在取得对时间的完全支配权之后，我决定干脆归老家，彻底清静下来，去读书，去回嚼20年里在乡村基层工作的生活积蓄，去写属于自己的小说。
赵树理把我有关农村的生活记忆复活了
我在小学阶段没有接触过文学作品，尚不知世有“作家”和“小说”。上初中时我阅读的头一本小说是《三里湾》，这也是我平生阅读的第一本小说。赵树理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而三里湾的农民和农村生活对我来说却是再熟识不过的。这本书把我有关农村的生活记忆复活了，也是我第一次验证了自己关于乡村、关于农民的印象和体验，如同看到自己和熟识的乡邻旧生活的照片。我随之把赵树理已经出版的小说全部借来阅读了。也就在阅读赵树理小说的浓厚兴趣里，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是在初中二年级的一次自选题作文课上写下的。
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我的兴趣就不仅仅局限于验证自己的生活印象了。一本本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画卷……所有这些震撼人心的书籍，使我的眼睛摆脱开家乡灞河川道那条狭窄的天地，了解到在黄土高原的夹缝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父亲自幼对我的教诲，比如说人要忠诚老实啦，本分啦，勤俭啦，就不再具有权威的力量。我尊重人的这些美德和规范，却更崇尚一种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一种为事业、为理想而奋斗的坚忍不拔和无所畏惧的品质。
父亲对我的要求很实际，要我念点儿书，识得字儿就行了，他劝我做个农民，回乡种庄稼。开始我听信他的话，后来就觉得让我挖一辈子土粪而只求得一碗饱饭，我的一生的年华就算虚度了。我不能过那种只求温饱而无理想追求的猪一样的生活。大约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想搞文学创作的理想就基本形成了。
在文学创作中，幸运儿比不幸的人要少得多
而我面对的现实是：高考落第。我们村子里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当农民，成为一个念书无用的活标本，很使一些供给孩子读书的人心里绽了劲儿。我的压力又添了许多。在这种别无选择的状况下，我选择了一条文学创作的路，这实际上无异于冒险。我阅读过中外一些作家成长道路的文章，给我的总体感觉是，在文学上有建树的人当中，幸运儿比不幸的人要少得多。要想比常人多有建树，多有成就，首先要比常人付出多倍的劳动，要忍受难以忍受的艰辛甚至是痛苦的折磨。有了这种从旁人身上得到的生活经验，我比较切实地确定了自己的道路，消除了过去太多的轻易获得成功的侥幸心理，这就是静下心来，努力自修。
我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程，自学四年，练习基本功，争取四年后发表第一篇作品，就算在“我的大学”领到毕业证了。我经过两年的奋斗就发表作品了。当然，我忍受过许多在我的孩子这一代人难以理解的艰难和痛苦，包括饥饿以及比鼓励要更多的嘲讽，甚至意料不到的折磨与打击。
用“天才即勤奋”的哲理与头脑中的魔影相抗衡
我在爱上文学的同时，就知道了人类存在着凡人与天才的极大差别。这个天才搅和得我十分矛盾而又痛苦，每一次接到退稿信的第一反应，就是越来越清楚地确信自己属于非天才类型。尤其想到刘绍棠戴着红领巾时就蜚声文坛的难以理解的事实，我甚至悲哀起来了。我用鲁迅先生“天才即勤奋”的哲理与自己头脑中那个威胁极大的天才的魔影相抗衡，而终于坚持不辍。如果鲁迅先生不是欺骗，我愿意付出世界上最勤奋的人所能付出的全部苦心和苦力，以弥补先天的不足。
我发表的第一篇习作是散文《夜过流沙沟》，一九六五年初刊载于《西安晚报》副刊上。第一篇作品的发表，首先使我从自信和自卑的痛苦折磨中站立起来，自信第一次击败了自卑。我仍然相信我不会成为大手笔，但作为追求，我第一次可以向社会发表我的哪怕是十分微不足道的声音了。我确信契诃夫的话：“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我不敢确信自己会是一个大“狗”，但起码是一个“狗”了！反正我开始叫了！一九六五年我连续发表了五六篇散文，虽然明白离一个作家的距离仍然十分遥远，可是信心确实无疑更加坚定了。不幸的是，第二年春天，我们国家发生了一场动乱，就把我的梦彻底摧毁了。我十分悲观，看不出有什么希望，甚至连生活的意义也觉得黯然无光了。我一生中最悲观的时期，就是在这一段。我发现，为了文学这个爱好，我可以默默地忍受生活的艰难和心灵上的屈辱；而一旦不得不放弃文学创作的追求，我变得脆弱了，麻木了，冷漠了，甚至凑合为生了。
一九七八年，中国文学艺术的冻土地带开始解冻了。经过了七灾八难，我总算进入中年之际，有幸遇到令人舒畅的文学艺术的春天。初做作家梦的时候，把作家的创作活动想象得很神圣，很神秘，也想象得很浪漫。及至我也过起以创作为专业的生活以后，却体味到一种始料不及的情绪：寂寞。长年累月忍受这种寂寞，有时甚至想，当初怎么就死心塌地地选择了这种职业？而现在又别无选择的余地了。忍受寂寞吧！只能忍受，不忍受将会前功尽弃，一事无成。
忍受就是与自身的懒怠作斗争，一次一次狠下心把诱惑人的美事排开。当然，寂寞并不是永久不散的阴霾，它不断地会被撕破或冲散，完成一部新作之后的欢欣，会使备受寂寞的心得到最恰当的慰藉，似乎再多的寂寞也不算得什么了。
当写下《白鹿原》第一行字时，整个心理进入祖辈生活过的历史烟云中
我在进入四十四岁这一年时很清楚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五十岁这年龄大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如那时的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五十岁以后的日子不敢想象将会怎么过。恰在此时由《蓝袍先生》的写作而引发的关于这个民族命运的大命题的思考日趋激烈，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强烈地创作理想，必须充分地利用和珍惜五十岁前这五六年的黄金般的生命区段，把这个大命题的思考完成，而且必须在艺术上大跨度地超越自己。当我在草稿本上写下《白鹿原》的第一行字的时候，整个心理感觉进入我的父辈爷辈老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塬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这是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在我即将跨越上五十岁的这一年的冬天，也就是一九九一年的深冬，《白鹿原》上三代人的生的快乐和死的悲凉都进入最后的归宿。我这四年里穿行过古原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的烟云，终于要回到现实的我了。掀开新的一页稿纸，便有一种“倒计时”的怦然。然而当每天的黑夜降临时，心里的孤情简直不可承受。
《白鹿原》出版后，我基本没有再写小说。我想读书，我想通过广泛的阅读进一步体验艺术。我不追求著作等身，我只要在有生之年能多出一两本聊以自慰死后可以垫棺做枕的书，就算我的兴趣得到了报偿。未来的创作是不是鸿篇巨制，是否要超过《白鹿原》，我根本就不思考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白鹿原》已成为历史，没有必要跟他较劲。我只是尊重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觉，最终能形成什么样的作品，那就写个什么样的作品献给读者。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只要有独立生存的价值，只要是实实在在达到了我所体验到和追求的目标，我就感到欣慰了，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
今日好书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