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涵，原名桂芬，字芳五，孟津县南达宿人。生于年，卒于年，终年65岁。清末举人，博学，善诗文，为当时豫西著名士绅之一。早年追随刘雪亚（即刘镇华），刘督陕时，郭任陕西省政务厅厅长，当过北洋政府国会议员。曹锟贿选，议员们遭受非议，郭亦难免有白珪之玷。后任国民党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委员。晚年致力于慈善事业，任洛阳行都慈幼院院长多年。为了教养孤儿，郭先生筚路蓝缕，奔走呼号，费尽心血。并在慈幼院附设纺纱厂，扶持孤儿，生产自救；还向老友朱子桥将军、张伯英先生募集印刷器材、举办印刷厂，补助慈幼院经费不足。
年冬，抗战军起，寇焰方炽，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我由济南返回孟津原籍时，道出洛阳，邂逅时任洛阳行都慈幼院印刷部经理的老同学梁之超。为适应抗战需要，始有创办报纸之议。我们见了郭院长，略陈爱国抗日的愿望及办报设想，他即慨然允诺，并说：“阎先生只要有办报的把握，我马上给张院长（张伯英）和朱副委员长（朱庆澜）打电报商量一下……。”
过了两天，郭院长约我和梁之超吃便饭，席间他告诉我们：“张院长、朱将军都回电了，支持办报。”并当即决定由我和梁负责筹备工作。
经过短时间的筹划，《行都日报》于年元月15日创刊问世，直到年停刊，历经八年抗战，对宣传抗日，鼓舞士气，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对郭芳五先生主持创办《行都日报》一事，有个叫田耘的同志，曾于年7月在《河南新闻资料参考》第一辑上发表《抗战初期的〈行都日报〉》一文，其中说：“抗战前夕，竞选国大代表时，他（指郭）也参加了竞选。他的竞选对手是同县的后生、CC派人物王海涵。尽管他得的票比王海涵多，但最后选的仍是国民党早已圈定的王海涵。郭涵是个迂阔的老夫子，不了解国民党玩弄选举把戏的奥妙，以为主要是没有报纸为自己鼓气，所以才在竞选中败北。他趁抗日事起，决心要办一张报纸，传说也与争这口气有关。”田耘同志把郭芳五先生主办《行都日报》的动机，说成“为个人争口气”，没有确凿可信的依据。为此，阎少显、张黎之（现为《北京晚报》编辑组长，即原《行都日报》编辑张履之）曾分别撰文予以澄清。张黎之于年在《河南新闻资料参考》第3辑《我在〈行都日报〉》一文中说：“有关郭涵创办《行都日报》动机的一个传说，是毫无根据的。田耘同志所说抗战前夕竞选国大代表云云是不能成立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抗战以前，国民党当局没有举行过‘国大代表选举。’南京国民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各进步民主党派的反对，一意孤行，单方面悍然宣布于年11月29日举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普选。这时候《行都日报》早已停刊了。再如，当时孟津县参加竞选的有周烈范、张谦、郭担宇与郭挺生等4人，阎少显是省派监选委员，知之尤详，而这时芳五先生已不在人间矣！何来‘争口气’之说？”
抗战开始不久，华北大片土地沦入敌手，“洛阳已成屏障大西北、拱卫大西南的门户，成为抗战时期中原的战略重镇”（引自阎少显《行都日报》创建始末。）因而华北各省流亡青年学生云集洛阳，衣食无着，嗷嗷待哺。郭芳五以中央赈济委员和慈善家的身份，受中央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朱子桥（朱庆澜）将军委托，在洛阳行都慈幼院收容流亡青年学生，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收容多人。为了这些青年学生的生活与安全，郭芳五以中央赈济委员会名义，委托我护送他们安全到达西安。年元旦节后被安置到甘肃清水国立十中及其附属小学就读。
年元月中旬，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电令郭芳五视察陕西黄龙山河南黄泛区逃荒难民生活及生产情况，汇报赈济意见。郭先生当时年近花甲，又值寒冬腊月，行动确有困难，经向驻在西安的朱子桥请示，指派我为代表视察了黄龙山的难民。当时黄龙山垦区仅设一个办事处，主任李象九，系杨虎城将军在黄龙“占山为王”时的老搭档。办事处机构简单，经费微薄，那一点人力物力要招架逃到黄龙的4万余名难民，真是杯水车薪。我在李象九和各区长的陪同下，历时半月，视察了整个山区，亲眼目睹了河南难胞进山以后衣食无着，饥寒交迫的惨况。我于归途中写了一份汇报材料，提出了发展生产、安定生活的具体意见。
除夕夜晚，我回到西安，在安居巷芳五先生住宅的除夕家宴上，汇报了情况。他非常满意此行成果，激动之余，即席赋诗，书赠我七律一首，其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次日，朱子桥以罗汉菜相招待，并将我写的汇报材料，由朱、郭联衔呈报重庆中央赈济委员会，经屈映光委员长签署提交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例会作出决议：1、扩大黄龙山办事处为黄龙山垦区管理局，并指派朱庆澜兼任管理局局长；2、拨给黄龙山垦区生产及生活急救专款98万元。此议案曾发表在年3月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黄龙山垦区，发展为今天的陕西省黄龙县。饮水思源，朱庆澜、郭芳五的名字，将与“黄龙”永存。
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郭芳五先生携眷返回洛阳故居。年3月脑溢血病逝。其夫人为北平巨室名媛贤妻良母，夫妇白首偕老，相敬如宾。
该文章选自：《孟津文史资料》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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