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经商。当时官员亦官亦商之风很盛，北宋李清臣在《议官》一文中描述道：“起而牟利，贾贩江湖，干讬郡邑，商筭盈缩，秤较毫厘，匿关市之征，逐舟车之动，以规什一之得。进则王官，退则为市人；进则冕笏而治事，号为民师，退则妄觊苟获，不顾行义。”[73]卷贪官与奸商内外勾结，牟取暴利的现象也很严重。欧阳修指出：“诸豪大商，交结权贵，号为难治。”[74]卷21洪适也说：“豪商与猾吏通谋为奸，其弊不一。”[75]卷49如太平兴国年间，四川地区食盐的官价与市价差距很大，官价“斤为钱七十”，市价“斤为钱或至数百”，于是官商勾结，通同作弊，“贱市于官，贵粜于民”[15]，大赚其钱。
四是卖官。如宋徽宗时，“六贼”无不“受赂卖官”，其中以王黼尤其突出。他“公然卖官，取赃无厌，京师为之语曰：‘三百贯，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阁’”，以致“其家金宝以万计”，“侍妾甚众，封号者八令人、十安人”[65]。又如宋宁宗时，韩侂胄用事，朝政腐败。苏师旦“既为侂胄所亲信，遂招权纳贿，其门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诸帅，皆定立价，多至数十万缗，少亦不下十万”[76]。于是出现了不少“债帅”，即行重贿而得将帅之高位者。对于宋代的卖官之风，王曾瑜先生《宋朝卖官述略》一文论述甚详。
当然，宋朝长达多年，不可一概而论。王曾瑜先生指出：“从宋初到宋哲宗时，大臣等私下卖官之风还是较为收敛。”“但从宋徽宗开始，大臣等私下卖官之风就猖獗起来，而不可收拾。”[77]宋理宗时，真德秀说：“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为羞。今馈遗公行，熏染成风，恬不知怪。”[13]照此说来，宋孝宗时，官场风气一度较好。然而只怕不能说宋朝官场“没有潜规则”。
九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将宋代视为“君子时代”，认为：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趋炎附势，不巴结权贵”；并说：“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傲、最有骨气的一群知识分子”。这个全称肯定判断，似乎欠周延。宋人好取绰号，民间谣谚不少。绰号与谣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情民意。从中不难看出，宋代的士大夫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从士大夫的绰号看，既有勇于坚持原则的有骨气者，如鲁宗道、赵抃外号“鱼头参政”③、“铁面御史”，赵贺、薛奎人称“赵家关”④、“薛出油”⑤。又有当官不表态，依违于两可之间的不作为者，如张士逊外号“和鼓”⑥，王珪人称“三旨宰相”⑦。寇准绰号“柘枝颠”是对其豪侈作风的批评，他“好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78]60。至于熙宁年间，人们将王安石等五位宰执称为“生、老、病、死、苦”⑧，则好评与讥评兼而有之。
在士大夫中，更有寡廉鲜耻的无耻之徒。如看风使舵的变色龙，侍御史杨畏“捭阖立朝，更元祐、元丰、绍圣，每变其说，以投时好，人谓之‘杨三变’”[65]。宋徽宗时官至宰相的赵挺之与“杨三变”相仿。他“始因章悖进，既谄事蔡卞。及卞黜责，又谄事曾布，出入门下，殆无虚日。故士论以其观望险诈，号为‘移乡福建子’”[79]卷1。又如媚事权贵的邀宠者，薛昂身为执政大臣，在为蔡京而作的诗里居然有句云：“达时可谓真千载，拜赐应须更万回。”“时人谓之‘薛万回’。”两浙转运使朱峻上权相贾似道“札子禀事，必称云：‘万拜覆。’时人谓之‘朱万拜’”[62]卷57。再如面善心狠手毒的笑面虎，如蔡卞“对客喜笑，溢于颜面，虽见所甚憎者，亦亲厚无间，人莫能测，谓之‘笑面夜叉’”。盛章更典型，他在宋徽宗时，“尹京典藩，以惨毒闻，杀人如刈草菅，然妇态雌声，欲语先笑，未尝正视人。或置人死地时，亦柔懦不异平日”[58]。有卖友求荣的告密者，如陆升之。李光“尝作私史”，其长子孟坚“间为所亲左奉议郎、新诸王宫大小学教授陆升之言之，升之讦其事”[35]，于是引出一场株连甚广的文字狱——李光《小史》案。程颢、程颐的弟子邢恕则卖师求荣，他居然对宋哲宗说：“臣于程某，尝事之以师友，今便以程某斩作千段，臣亦不救。”[24]更有“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者[13]，如蔡京先与其弟蔡卞，后与其子蔡攸争权。史载：“(蔡)攸父子晚年争权相忌，至以茶汤相见，不交他语。”[80]卷5总之，范仲淹、包拯在宋代实属凤毛麟角，士大夫大多与他们不同，甚至正好相反。
宋代的士大夫在民间的谣谚中，既有博得赞扬者，也有备受抨击者。受赞扬者如叶康直、丰稷，他们在宋神宗时，任光化、谷城知县期间，“凡政皆务以利民”。民谣曰：“叶光化，丰谷城，清如水，平如衡。”[13]又如谚语云：“江左二宝，胡伸、汪藻”[13]，称赞胡、汪二人才智超群。在谣谚中受到抨击的士大夫为数更多。如：“襄阳二害，田衍、魏泰，近日多磨，又添一廌”[81]卷2；“宁逢黑杀，莫逢稷察”[13]；“宁逢暴虎，不逢韩玉汝”[36]卷7。这些地方官被民众称为“害”、喻为“虎”，可见其民愤之大。至于蔡京、蔡卞兄弟，民众更是恨之入骨。民谣曰：蔡京、蔡卞“必定灭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82]。谣谚云：“满潮(“朝”的同音字)都是贼”，“冷(“寒”的同义字)的吃一盏(“斩”的同音字)”[76]。伶人语：“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浙江宁波地区的别称)人。”[83]卷下分别表达了民众对韩侂胄及其党羽的苛政和史弥远拉帮结派的无比愤慨。民谣曰：“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15]“寇”指寇准，“丁”指丁谓，一褒一贬，爱憎分明。
知人论世，谈何容易。上述绰号与谣谚未必都准确无误，但毕竟反映了宋代确有不少士大夫在民众心目中印象极差，甚至恨入骨髓。据载，对于民众的嘲笑与谩骂之声，邓绾竟说：“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须为之。”[15]果真如此，其脸皮之厚可谓惊人。宋代是“一个君子时代”的论断值得斟酌，只怕不能从整体上给予宋代士大夫这一群体笼统的赞扬。
十“见在佛不拜过去佛”
对于有宋一代的政治制度，清初学问家顾炎武的总体评价很低。他说：“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甚至认为：“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后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戒。”他仅对“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等四件事予以肯定：“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清人杨宁对此尚有所保留，他说：“不杀大臣是美事，然如蔡京、秦桧、丁大全诸人则失刑也。”[84]当代已故史学名家钱穆的看法与顾炎武相仿，他说：宋代“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建树的一环”，“无制度的政府，哪能有好施为，哪能有好结果”；还说：“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比较还好，宋代就太差了”[85]74－84。顾氏、钱氏之说或有偏颇之处。《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则高度评价宋朝的政治制度，特别赞赏宋代“君相互制制”、“党派互监制”和“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设计”。其实，这两项制度和一项设计是否存在，还有待商讨。
作者说：“君相互制的政治体制，比较有效地防止了君主专制现象的发生。”宋朝实行君相互制是个新提法，有别于较为通常的君臣共治论。北宋名臣文彦博有句名言：皇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15]。所谓君臣共治论，无非是说宋朝皇帝依靠士大夫治理天下、管理国家，士大夫是赵宋王朝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对象。而君相互制说则夸大了宰相的权力，低估了皇帝的权力，不尽符合有宋一代的历史事实。下面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君相地位悬殊。皇权与相权不是两种平行的权力，君相互制说有将两者置于平起平坐地位之嫌。宰相行使的无非是皇帝赋予的最高行政权，而皇帝拥有的是最高统治权，他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还是独一无二的最高大法官，并且皇权高于神权。这一帝制时代的通则，连僧人也奉为圭臬。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述：“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礼。”[53]1所谓“得礼”，即进一步将皇权至高无上这一帝政时代的最高准则具体化、制度化。神权尚且如此，相权何足道哉。相权从属并服务于皇权，皇权与相权怎能等量齐观。皇权至高无上，但并非完全不受约束，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对皇权的滥用有一定乃至较大的制约作用。《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宰相制约皇帝，笔者基本赞同。但皇帝对宰相岂止制约而已，宰相的命运掌握在皇帝手中。正如宋仁宗朝宰相杜衍所说：“衍本一措大尔，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国家者。……一旦名位爵禄，国家夺之，却为一措大，又将何以自奉养耶？”[86]卷7之1也如司马光在元祐初年所说：文彦博“一书生耳，年逼桑榆，富贵已极，夫复何求！非有兵权、死党可畏惧也。假使为相，陛下一旦欲罢之，止烦召一学士，授以词头。白麻既出，则一匹夫耳，何难制之”[15]。宰相依附于皇帝，简直跃然于纸上。皇帝的命运则与宰相基本无关，宰相对皇帝的制约不是刚性的，而是柔性的，是否有效，取决于皇帝的好恶乃至于心情。宋代包括宰相在内的士大夫，其奏议可谓连篇累牍，其目的无非是请求乃至央求君王“可其奏”、“从其请”。这既体现了宰相制约皇权的柔性，也表现了士大夫对刚性皇权的承认、尊重与依赖。宋代皇帝确实一般善于纳谏，较为开明，但至多不过是“你提建议我做主”而已。对于宋代分权制衡的表象，虞云国先生有实质性的思考。他认为：“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与政治运作相对完善地出现在宋代，已略具近代分权制衡的外观雏型，但人治主义的文化传统和君主专制的制度梗桔，终使尝试归于失败。”[87]“略具”、“外观”、“雏型”、“梗桔”等关键性的词汇值得玩味，“归于失败”更是不能忽略的事实。
第二，皇权并未虚化。笔者注意到有此一说：“宋朝没有一位皇帝是秦始皇式的暴君。”按照持此说者的标准，制造大量文字狱和岳飞特大冤案的宋高宗还算不上暴君。然而只怕也应当注意到：北宋没有一个皇帝是汉献帝式的傀儡皇帝。即使是仁宗、哲宗这两位童子皇帝，在他们亲政前也仅仅分别是章献太后、宣仁太后怀抱中的阿斗，绝非宰相手中任意摆弄的木偶。宋代的皇帝再开明，也与君主立宪制下的虚位君主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他们至少切实地掌握着两种最重要的权力，即最终决定权和宰相任免权。选拔王安石为宰相，大臣异议甚多，诸如“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13]等等，宋神宗力排众议，一锤定音。张浚先出任枢密使，后又官居宰相，反对者的声浪更大。宋孝宗断然拍板：“朕倚魏公(即张浚)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宋代皇帝不断撤换宰相，其中不乏受惩处者。宋代宰相虽无任职年限，但一般任期较短；前后名宰相，任期累计在个月以上者9人，仅占6.7％，其中蔡京四起四落，赵普、吕夷简、文彦博三起三落，秦桧两起两落。终身任宰相者11人，仅占8.2％。宰相任职平均不到42个月，其中最长的是王珪，任相个月，可是死后被罢相[88]－。由于宰相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中，像蔡京这样不可一世的权臣在皇帝前面也只能奴颜婢膝。史载：“(蔡)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13]－君相地位天壤之别，两者互制从何谈起？
十一“朝廷大患，最怕攻党”
与分权制衡一样，宋代的党派表象，也值得认真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类比。《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高度赞扬宋代的党派政治“有共和的因素”，和平的党派竞争“有力地防止了腐败的发生”，认为：“以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两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奇迹，说明宋朝社会的高度开放。”这些论断只怕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将宋代的政治现代化了，并且与史实不尽相符。以下四点不宜忽视。
第一，宋代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党派。党派是各政党或政党中各派别的统称，党派有独特的政治纲领、明确的政治目标、相应的组织机构、一定的组织纪律。这样的党派在宋代是不存在的。在古代，“党”是个贬义词。在古人的观念里，什么朋党比奸、党同伐异、结党营私，均非正人君子所应有的行为。宋人通常认为：“朝廷大患，最怕攻党。”[83]卷上所谓“攻”即指责、抨击，“攻党”即党争。朝廷明令禁止朋党，如宋仁宗在庆历四年()十一月，“诏戒朋党相讦”[13]。除范仲淹、欧阳修等少数人自称“君子之党”而外，士大夫一般不会承认更不会宣扬自己党同伐异。在宋代，即使是新、旧两党也既无组织架构，又无严密纪律，由于他们无须办理加入党派的任何手续，史家至今无法开列出一张较为准确的新、旧两党成员名单。所谓改革党、保守党或变法派、反变法派之类是当代才有的称呼。至于洛、蜀、朔党，虽然出自宋人之口，但是否确实存在还是个问题，王曾瑜先生认为：“不可能有明确的固定的朋党阵线。”[89]－
第二，北宋后期的党争并不“和平”。如果说熙宁年间的党争还兼具政见之争与意气之争双重性质，那么元祐以后则是相当标准的结党营私，什么新法、旧法只不过是盘剥民众的幌子、打击异己的工具。宋人吕中说：“熙宁之争新法，犹出于公。元祐之自为党，皆出于私者也。”[90]卷20熙宁以后的党争，无中生有的阴谋，不择手段的陷害，动用酷刑的冤狱，远贬岭南的悲剧，禁锢子孙的连坐，无奇不有。如今仍传世的《元祐党籍碑》就是这段心酸历史的见证。
第三，北宋后期的所谓“两党轮流执政”，并不是新、旧两党“和平”竞争的结果。当时政局变幻，犹如走马灯。其根本原因在于最高统治者的变动，诸如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宣仁去世、哲宗亲政，哲宗去世、徽宗即位，钦圣卷帘、徽宗亲政，徽宗内禅、钦宗即位。钦圣即徽宗初年垂帘听政的神宗向皇后，谥号钦圣献肃。北宋后期政权和政局的主宰者不是新、旧两党，仍然是皇帝及代行皇权的太后。北宋后期的两党轮流执政与共和制下的两党轮流执政，在性质上迥然不同。严格说来，北宋后期应当称为两党轮流辅政，两党无非是轮流辅佐皇帝或垂帘太后施政而已。当时并未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两党轮流执政。
第四，北宋后期的两党轮流辅政不是一大奇迹，而是一大悲剧。无休止的内斗、翻烧饼式的折腾，不是“有力地防止了腐败的发生”，而是腐败愈演愈烈。于是，宣和年间成为北宋历史上最腐败的年代。官逼民反，岂止方腊、宋江揭竿而起而已，史称：“河朔、山东群盗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万计，少者屯聚。魏博间则有杨天王之流，青徐沂密如高托山等，至不可胜数。”55]－即便没有女真贵族的挥师南下，腐朽的北宋王朝也将被忍无可忍的民众所埋葬。北宋亡于腐败，而无原则、谋私利、很残酷、不停息的党争是促成北宋后期腐败加速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句话，党争误国。当时人说：“至宣(和)、靖(康)间，误国者皆进士及第之人也。”[35]对于北宋的亡国，因一己私利而残酷内斗的蔡京等进士及第的士大夫，确实难辞其咎。
十二皇帝与专制，两位而一体
对于宋初加强中央集权，朱熹有最简要的概括：“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24]年前，有学者对此基本予以否定，将宋代作为“过分集权于中央也会走向反面的一个典型”，认为：“过分集权中央，势必造成官僚机构臃肿。中国古代的官制没有比宋代更乱的了。”[91]《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则持大体肯定的观点，指出：“宋朝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创造出伟大文明。”见仁见智，均可备一说。
让人不解的是，作者一再强调：宋朝政治的开放“防止了专制的发生和腐败的蔓延”；然而学界通常认为：“皇帝制度必然导致专制独裁。两位一体，不可分离”。君主专制在宋代岂止现象而已，而是其根本的政治制度。皇帝独尊、皇权至上、皇位世袭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宋代一概具备，当时怎么可能连君主专制的现象都被防止、未发生呢？宋朝果真有皇帝而无专制，这倒是个奇迹。
更令人困惑的是，《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竟那样推崇宋朝“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设计”，认定“这是个成功的政治模式”，可以“作为今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借鉴”；作者反复指出：这一成功的政治模式“至今依然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成就，其成功的经验在今天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中国古代的仁政思想无疑应当受到历史的肯定，但“民贵君轻”在帝制时代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包括宋朝在内的历代王朝连“为民做主”、“爱民如子”也基本上没有做到。置身于21世纪的今日，我们的向往和追求只怕应当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一切权力不是来自皇帝、属于皇帝，而是来自民众、属于民众。姑且不论宋代是否存在“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设计”，在挣开帝制枷锁百年以后的当今，还有什么必要以宋朝的根本政治制度为效法对象？此时，耳边不禁响起那首康熙大帝梦想“再活五百年”的喧啸歌声，我缅怀那些长眠于黄花岗下的先贤们！
(本文草稿承蒙王化雨、成荫、陈鹤等学友阅览并提出修改建议，特此致谢。)
注释：
①萧建生《中国文明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本文所引此书，均出自其《古代中国文明的顶峰——宋朝文明的伟大与消亡》一章，第－页。此书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年曾再版。
②所谓“省钱”，即省陌钱。欧阳修《归田录》卷2：“用钱之法，自五代以来，以七十七为百，谓之省陌。”
③《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9：鲁宗道在天圣年间任参知政事，“时贵戚用事者，莫不惮之，目为‘鱼头参政’。因其姓，且言骨鲠也”。
④《宋史》卷《赵贺传》：宋真宗时，赵贺“知汉州(治今四川广汉)，蜀吏喜弄法，而贺精明，吏不敢欺事，更被(赵)贺多所究诘。人目为‘赵家关’，谓如关梁不可越也”。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天圣元年四月己亥，“薛奎权知开封府。奎为政严敏，击断无所贷，人相与畏惮，至私与俚语，目为‘薛出油’”。
⑥《宋史全文》卷7上：天圣七年二月庚申，“(曹)利用凭宠自恣，(张)士逊未尝有是非之言，时人目之为‘和鼓’。”
⑦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年版)卷18《宣仁垂殿圣政》：王珪“自辅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守成而已。时号为‘三旨宰相’，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又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云：‘以得圣旨’故也”。
⑧《宋宰辅编年录》卷7“熙宁元月正月丙申，唐介参知政事”条云：“当时谓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盖言(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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