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中国最著名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他开创了中国市场经济研究的几个重要学科的研究先驱，直接推动了双轨制、价格改革，在政策上对市场化推动有实质影响，在学术上深刻影响了数代经济学人。更重要的是，他还试图走出象牙塔，他积极撰写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经济评论和经济学普及著作，试图影响更多大众。
语不惊人死不休
“其实我一直不理解王石的一点，他为什么对国有企业那么钟情。到后来他有这种机会做出改变的时候，他没有。甚至放话说不欢迎民营企业，这是我唯一不理解的”。
面对今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万科事件，张维迎一如既往，直截了当地出来说话。
他一开始便表明了态度：“解决问题要靠谈判，多用市场的逻辑，少用强盗或零和博弈的逻辑”。“未来国家的发展，可能要禁止国有企业作为股东的身份控制其他的企业”。
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不是？
如果将时间再向前倒推几十年，那是在张维迎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之前，年，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旋即陷入一场全国大批判。
他在文中提了一句惊人之语：“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
年，改革开放还一片迷雾，这种公然宣扬“金钱”的论调，在姓资还是姓社的年代，政治风险极大。
现实给年轻气盛的张维迎当头一棒。
全国掀起一场针对张维迎观点的大批判，文章还被陕西省的某位主要领导点了名。当时张维迎就读的西北大学，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张维迎差点毕不了业，更让他难堪的是，西安当地报纸的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尤其是在《西安晚报》上用龌蹉的话骂他，家人和亲戚都知道了，父母伤心至极。
后来，张维迎接受媒体采访，还是耿耿于怀。他在往后几十年里，面对一切的骂战，都没有这个让他来得委屈、难受。
站在公众对面？
从此以后，他一直背负着“骂名”，孤独前行。
他的同事甚至评价他：典型陕西人性格，耿直、缺心眼。
可就是这么一个“缺心眼”的人，他25岁写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率先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推动了中国“双轨制”价格改革。
最犀利的一次“骂战”，不得不提年张维迎发表的一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
在文里，他又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
南方人物周刊后来甚至请他做了封面人物，刊登了一篇报道，名为《人民公敌：张维迎》。文里说，从《为钱正名》到“价格双轨制”，再到后来的“北大改革”、“郎顾之争”，在过去的25年里，张维迎无可避免地走上一条“人民公敌”的“不归路”。
也就是这一次“骂战”，奠定了他在大部分媒体里的刻板印象：傲慢的知识精英，不断挑战公众情绪，无视民间疾苦的经济学家。
他真的站在了公众对面吗？
事实上，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实实在在地经历着农村改革的一切，他对中国经济的深刻洞察力是有实践基础的。对革命，对改革，他不断反思，他痛惜如今年轻一代对文革的反思远远不够，“不懂得历史，就可能理解现实，就不可能为未来的发展找到好的解决方案。改革开放是怎么走过来的，需要多一些人多一些书多一些文章”。
在这个时代里，媒体自由度越来越大，民意诉求勃兴，舆论纷杂，公众更需要警惕和独立思考。
茅于轼有句话，“人民群众往往不了解谁是真正为他们说话的。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大众这么容易被蛊惑？”仍旧振聋发聩。
张维迎的“骂名”之路，其实正是中国30年经济改革，与80年代极具代表性的这批中国经济学者之间的纠缠。
孤独而固执的“市场传教士”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让中国波及程度减到最低，年的GDP增速甚至到达9%，在世界看来是“社会主义的奇迹”。然而下一年，中国房地产政策忽然收紧，股市也随之暴跌。
面对这个尴尬的大逆转，张维迎早在年初，便公开批评政府对金融危机的“误读”，指责政府是在“延缓和恶化危机”。
对于凯恩斯主义，张维迎用了一个尖刻的比喻：“一个人本来没有病，但有人不断地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最后他真得病了。我又给你继续开新的药，不断的给你开药，一直到吃死你”。
年冬季达沃斯论坛，张维迎仍然固执“传教”：中国股票市场最大的教训就是政府参与太多，总想用金融市场调节宏观经济。中国金融市场要健康，政府要真正退出市场参与者的角色，政府只需要制定基本规则，并且严格执行。
市场与政府，是改革的核心博弈。任何经济学家都不能回避两者关系。
年，中国经济学界为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举行逝世十周年追思会。这次追思会，却引发了学术界对政府和市场角色定位的再次争论。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林毅夫和张维迎之争。
张维迎认为，改革的成功是市场的成功，以后也要靠市场，不靠政府干预；林毅夫则认为，改革的成功既离不开市场，也离不开政府干预，以后也要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真正的经济改革，是政府将权力放给民间，放给市场”，张维迎“捍卫”市场，实则是捍卫市场的三要素：自由、财产权和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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