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子晚报记者李冲摄/扬子晚报记者范晓林
两年前刚转型做财经记者时，贾康先生是我采访的第一位经济学大咖，即便只是电话采访，他也并没有拒绝素昧平生的我，而是有耐心地听完提问，给出解答，令人感动。两年后，在扬子晚报主办、扬子晚报财经部承办的“新经济、新金融、新挑战”论坛期间，因《面对面》采访，我终于近距离见到了贾康——被称为中国最诚实、坚定的公共财政理念的推行者，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史上最年轻的所长，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奖的获得者，献计中南海的座上客，“常州经验”的发掘者。他神采飞扬，平易近人，虽然已年过六旬，却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说话时安静而真诚。谈及他被别人称为精彩的前半生以及获奖经历，他说沒有那么多精彩，而且一切虚荣浮华皆是过眼烟云，唯有内心的充实和真知灼见，才是生命的支撑。
“我的人生没那么多传奇的色彩，不少选择存在偶然性，但都没有偏离自己的内心喜好和所认同的入世情怀”，贾康在接受扬子晚报记者采访时，谦虚而直率地表示，好奇心驱动的求知渴望，对于一个研究者和学者，是很有必要的内在动力，这也是自己为什么走上科研之路的一个相关条件。
贾康年出生，和同时代所有人一样，经历过坎坷的求学经历以及跌宕起伏的青春。尚未完成小学学业，十年浩劫开始了，后来他下过乡，当过兵，进过工厂，但从未放弃任何可能的学习机会。当兵时，休息日徒步走几十里地去附近县城新华书店看书，当煤炭工人时，上下班乘坐公共汽车时也在阅读马列、鲁迅著作等各类当时可以得到的书籍。
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凭借勤奋的自修，23周岁的贾康考上了北京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他如饥似渴地泡在图书馆、阅览室，最终以8个学期各门考试课程全优的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紧接着，又考取了财政部科研所的硕士研究生。
“做研究要耐得住寂寞，也要对自己可做的工作有自知之明”，贾康对扬子晚报记者说，自己也曾面临大大小小的选择，-89年他拿到美国亨氏基金项目去匹兹堡大学进修期间，恰有国内风波，不少朋友劝他留在美国继续读博，但他还是选择回国，他对扬子晚报记者说，那时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后如期回国，是认定长远看适合自己的舞台只能是国内，不想在几年后增加一位对国内情况挺隔膜的海外博士，只想投身自己认同其意义和价值的国内一线研究者的现实努力中；在“下海”蔚然成风的90年代初，他曾怀着纠结的心情在发钱发到让人手烫的万通总部门外徘徊之后，依然还是选择了继续坚持做学术研究。
贾康身上基于求知渴望和自知自省所蕴藏的厚重、沉稳和理性，是引导他30多年如一日坚持学术之路的重要因素。不惑之年后，贾康的坚韧和有准备，让人生走向辉煌：职称、名声、奖项、各类认可接踵而来，可谓厚积薄发，大器晚成。
说到为什么会走上科研之路时，贾康对扬子晚报记者说，这或许得益于自小自己“好奇心重”。贾康分享了在幼儿园时的一件事。“小朋友们讨论天有多大，有人说比这个院子大，有人说比北京最大的院子也要大得多，更有人说看得见看不见的都是天，天是没有边的。我就想：天到底有多大？说天没有边，可任何东西都有边啊；但如果天也有边，那么天边的外面又是什么呢？还是天啊！…就这样，常常自己会陷入推理式的思考中。”贾康平静地说，为了弄明白这个道理，前几年自己还仔细读霍金的《时间简史》，可是读着读着，就读不懂了……但是现在知道，人类对宇宙的观测已达到亿光年的纵深，却仍未搞清楚自己幼儿园时的这个问题。
贾康追忆往昔，若有所思地表示，每个人都是非常渺小的，作为研究者，不可能让所有人认可，目标也不能是为了获得任何奖项。做学问最有意义的是要增加人类思想的财富和对改造世界有益的认识，力求为人类文明之海添加一滴水。“现在六十开外已过耳顺之年，自认为这些年还算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思想材料，在这一点上觉得心里毕竟是踏实的。”
2年前，贾康卸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但是以后他各种社会活动反而更多了。他说：“现在做些事情，就是在发挥余热，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想尽力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贾康说，自己其实是个内心很柔软的人，虽然是个男孩子，但是儿时看《白毛女》电影，会忍不住地放声大哭，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看到入京讨饭的人，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悲悯。他说见不得世间的那些苦难，见不得别人的不良状态，因此做研究时会时时考虑到社会底层和草根民众。
贾康在做研究时特别强调拒绝“空对空”，力争理论联系实际，应与此有关。“我走上科研之路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就在于内心向善。上小学时，看到外地人流入北京乞讨，觉得他们特别悲惨，内心感受很深刻。所以对社会问题的上海最好的白癜风医院福州治疗白癜风专科医院哪家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