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18日
走进这个会场，看到会标《坚守文学的神圣——徐剑铭文学创作座谈会》，我就觉得发言与评说都是次要的了，更多的是感慨。省作协和晚报搞这场研讨会非常好，对剑铭，我可以说是“熟得不像啥咧！”刚才国平说，剑铭是个低调作家，光写不说，连宣传都不要，更不要说炒作了。陕西有一大批和徐剑铭一样的作家，他们用自己的笔坚守着文学的神圣。中国有句老话，叫“好酒不怕巷子深”，现在这话过时了。假酒满世界的把你包围了，好酒就被窝住了。好酒真的是需要宣传的，剑铭就是一瓶好酒。剑铭小我一两岁，到了这个年龄了，这瓶好酒是该宣传了。我觉得这个会非常好，因为这会不仅仅是对作品而言，而是对一个坚守文学神圣的作家的品格、精神的张扬。这个很重要。这个社会需要张扬正直正义的一面，包括文学。
剑铭是位有成就的作家，特别是近些年，作品很多，我曾用群峰林立、各有建树来形容其作品的丰硕成果。刚才有人说他的作品不敢说等身，也算“齐腰”了！剑铭的几部书我基本上都看过，也写过为他张扬的文章，我觉得对剑铭来说，最重要的两部书就是《死囚牢里的陪号》和《立马中条》。这两部书对我的感觉是：他是独树一帜的！《立马中条》是写陕西人抗战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陕西人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争，在那样一场重大的民族灾难中，日本人没过潼关，只是用飞机轰炸过西安，西安受过损伤，但比日军占领区人民所受的灾难要轻的多，所以在普通民众中就有个侥幸心理。更大的副作用就是让人们误以为陕西人没有抗日。我印象中陕军出过潼关，打过日本，但没有任何资料让我了解到真实情况。这与过去的政策有关，多少年来，孙蔚如将军率领陕军抗战的事几乎没有见诸过媒体。十几年前我们灞桥区有几个文学爱好者上过中条山搜集过一些资料。孙蔚如将军是我们灞桥人，是灞桥人的骄傲嘛！他们曾经拿上资料找我，让我跟他们合作写书，我对战争场面没有体验，对写这书没有把握，那些资料在我那放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们就找剑铭写。剑铭很快——大概就用了两三个月就把书写成了。我是剑铭手稿的第一个读者。哎呀……我读这手稿的感觉比一般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完全不同！其中有一个细节：一群从关中征集来的新兵，都是十七八岁的娃娃兵，没怎么受训练，第一次上战场就被日本人逼到了黄河岸边的悬崖上，子弹打完了，八百多名新兵咕咚咕咚都跳了黄河，没有一个人当俘虏……读到这里，我真的才感到什么叫震撼，那个震撼简直让我的精神无力承受啊！（徐剑铭插话：忠实半夜12点给我家打电话，很动情……）后来我就在电话上对剑铭说，把你这个细节借给我，让我写个短篇，也让我对陕军将士送上一份敬拜之情（此后陈写成短篇小说《娃的心，娃的胆》获《人民文学奖》——记录者说明）。《立马中条》为陕西人、乃至全国人澄清了一个历史的真实，那就是陕西人在那场民族大灾难中是流过血、有过牺牲的。陕西人用鲜血和生命书写过一段气壮山河的抗战史诗。所以，有评论认为剑铭的《立马中条》是部史诗性作品，也有人称之为“竖起一座名族精神的纪念碑”。我很赞成！
关于《死囚牢里的陪号》，在座的可能都看过，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觉得这个题材恐怕也很少有人涉及。之前我读过北京作家从维熙的一部纪实文学，那是写被打成右派的人们的苦难生活的。我看后曾给那老汉——我也是老汉，那是比我还老的老汉写过一封信。那书再版时还将我写的五六百字的信放在书的前面。读剑铭的“死囚牢”里的故事就更让人震撼了。剑铭承受的是一场很荒唐的冤案的折磨，但正是这场冤案，让剑铭有幸体验了一场作家体验生活都根本无法体验到的生活，你就是拿上党委的介绍信也不行，人家那里有些事是不能让你知道的。剑铭却体验到了，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更可贵的是剑铭用从容冷静的心态，以老道的艺术功力把那段生命的体验写了出来，给中国文学留下了这么一本奇书，这个题材恐怕是很难有人能重复的！
所以，研究一个作家独特的文学现象很有必要。徐剑铭就是位很值得研究的作家。作协、报社做就应当做这种研讨。
说到交情，我和在座的朋友对西安晚报都有很深的交情。几十年来我和剑铭都在西安晚报发过不少作品。剑铭还在报社当编辑、记者、是报社走出来的作家。西安晚报的文化现象更值得深入研究。有人说我为剑铭帮过不少忙，我还要说，我应当感谢剑铭。“文革”前，我虽然也在晚报发过作品，但没有接触过作家协会，人家剑铭在《延河》上发作品比我早。“文革”后期，省作协准备恢复《延河》——那时改名为《陕西文艺》；编辑部开了个约稿会，剑铭在会上就把我发表在《郊区文艺》上的一篇散文《水库情深》推荐给了作协，那散文就在《陕西文艺》第一期上发表了。以后我才和作协和延河杂志社建立了关系……从这件事上我就感到徐剑铭是一个真诚的人，对文学真诚，对朋友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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