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了，我享受欢乐；失败了，我承受痛苦
记者：如果用三个词儿定位你自己，会是什么？
陈忠实：自作、自受。
记者：自作自受？
陈忠实：嗯。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点感觉像惩罚一样？
陈忠实：没有，自作，就是我喜欢做，比如说创作，我自己做，我自己去探索，成功了，我享受欢乐；失败了，我承受痛苦，自作、自受，俩词儿就够了。
记者：很简洁地就定位了。
陈忠实：嗯。
记者：《白鹿原》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写的时候，谁是你觉得比较吃力的人物？
陈忠实：一个人物，就是这个朱先生。我在最初构思，包括开始写作的时候，心里最不踏实的，包括有一种畏怯感的，就是朱先生。
记者：他好像是有一个原型的，是吧？
陈忠实：嗯，关键就在于他有一个原型，这个朱先生是《白鹿原》里头对于生活原型依赖最重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我告诉你是清朝废止科举制度最末一茬的举人，他是儒家学说的关中理学学派的最末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这个人物在我们当地，在我们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几乎是家喻户晓，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就听我父亲讲这个人的传说，他有很多神秘化的传说，这个神秘传说，我们过去可以把它说成迷信，后来我理解，是因为这个人知识渊博，包括对自然天象的观察和判断，有时候都能判断出来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天晴。
记者：有点像诸葛亮。
陈忠实：嗯，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全是神乎其神的，带有迷信色彩的。实际上我理解，他懂得自然天象，所以这个人在民间就传播很广。因为我写其他人物，没有生活参照，无非就是你这个人物写得好，写得生动，或者写得不生动。而这个人物有一个活生生的，在老百姓的脑海里头既定的一个印象，他们一看，说你写的这个人物根本不像原来的牛先生。这个生活原型姓牛，我在下边添了一个“人”字，就变成了一个“朱”，最担心就是这个人物，能不能得到陕西观众读者的认可。
记者：后来你出了这个作品之后，他的家人跟你有交流吗？
陈忠实：我后来在一次文学活动上，就是那个小说刚出来以后，认识到他一个孙子。他这个孙子是《西安晚报》的副主编，我们俩一握手以后，我第一句话就问，我说我对老先生的刻画没有不公吧？你能认可吗？那个人非常高兴地说：非常好。我很感动，因为他可能也没有见过他的爷爷，他也是听传说，听家里他父亲和周围人说。
我不敢保证能不能跨越《白鹿原》
记者：现在如果向全世界的人推荐你的一部作品，我想知道还是《白鹿原》吗？
陈忠实：对。
记者：但是有一个问题，写《白鹿原》的时候，你就说过，希望这是一本以后能在棺材里枕着的书。我是想起《初夏》最后一句话写着：“生活在不断的死亡，生活在不断的新生”但是像现在，你已经有一本在棺材里都能枕着的这么大一本书了，在创作上还会考虑怎么来保持新生吗？
陈忠实：这个有各种因素造成的，我说垫棺做枕之书。
记者：垫在棺材里面做枕头。
陈忠实：那纯粹是指向我自己，跟别人无关。你可以把他看做是一种对文学的神圣，但显然也还不完全是一种文学创作。因为就我理解，作家的创作是有各种追求的，我起码要追求到我自己满意的一部作品，且不说别人认为它能形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能满意，它就可以垫棺做枕了，全部是指向自己内心。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我太喜欢文学创作了，跟朋友开玩笑说了这样一句话，后来就广为传播。
记者：但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白鹿原》可以说是你个人的《立身篇》？
陈忠实：对。
记者：你自己会不会也觉得想超越《白鹿原》，已经给自己设定了一定的难度？因为太多人喜欢它。
陈忠实：是，我的回答一直就是“是”。不光是我，就我知道的一些名作家，国外的和国内的，他某个时期创作一部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后来写的作品，好像都没有产生那样具有社会影响的效应。
不光是一个作家，好多人都是这样子。甚至有的作品是三部，而社会评价最好的往往只是第一部，一部比一部差。作为一个连贯性的三部作品，后两部都保证不了跟第一部同样产生那样强烈的影响，何况你另外的题材的创作，就更难了。只有托尔斯泰做到了，托尔斯泰一部比一部写得好，这是世界文坛上绝无仅有的。
你们问我能不能跨越这个，我不敢保证。我作为一个作家，就只能把一个时期的体验，尽可能不留下遗憾地表述出来就行了，至于它能达到什么程度，那你勉强不得啊。
决定写田小娥就在一刹那
记者：我特别关心像小娥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写《白鹿原》之前，你在脑子里就开始勾画这个形象了吗？
陈忠实：这个是我构思《白鹿原》最早出现的人物之一。是我在蓝田县查阅县志，其中有三卷还是四卷，全部记载的是蓝田县有史以来贞妇烈女的名字。
记者：贞妇烈女。
陈忠实：某某村，某某氏，那个时候女人都没有名字。
记者：某某氏，只是她丈夫的姓氏。
陈忠实：丈夫的姓和她的姓结合在一块，最后加一个氏，我老婆跟我，对她称呼就是陈王氏，我姓陈，她姓王，陈王氏。
记者：对，这种方式。
陈忠实：她没有真实名字，没有一个妇女有真实名字。第一册上头，对那些最典型的贞妇烈女还有几百字的介绍，比如说15岁嫁人，16岁生子，17岁丧夫，然后就在这个家庭里头坚守一辈子。抚养孩子，伺候公婆，最后村里头的人给挂一个贞节匾，这就是最典型的。到第二本，大概连这个都没有了，就全部记的是某某村，某某氏，就这么两句话。我突然有种感觉，我说这些人，这些女人，你想想她们十五六岁出嫁，十六七岁生子，然后丧夫，然后在这个家庭生活一辈子，一个女人抚养孩子，伺候公婆，对于她个人而言，就没有任何享受，那么这些人的生命和心理的承受力，可能是中国活得最痛苦的一种人，甚至不如一死了之，全部是为别人活着。就在这一刹那，我说我要写一个反叛这些人的人，田小娥就出现了。
记者：田小娥。
陈忠实：嗯，她没有任何思想启蒙，也没有任何人生理论，纯粹就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应该在社会中获得的最基本的生存理念。
记者：但她天性是解放的。
陈忠实：她应该这样生存。社会应该给女人一种怎样的生存，最基本的合理的生存，对于《贞妇烈女卷》里头那些女人来说，她们从小被灌输的、继承的就是从一而终，丈夫死了就守节，这个残忍的程度不符合人性，最基本的人性。我们且不说其他理论，就是在这种禁锢下为追求基本合理的生存权利，而对强大的道德枷锁进行反叛，就产生了田小娥这个形象。
那个时代里头，进行过反叛的人，也不是三个五个，也有一个相当数量的数字。在民间有很多所谓荡妇淫娃的传说，我都听过很多。那么民间对于所谓荡妇淫娃的那些传说，和《县志》上所记载的，刻记下来的东西，都形成一个相当强烈的对比。
我说我要写这样一个女性，纯粹出于自身生存本能进行了一定反抗的一个女性，以及悲剧性的结局，因为在那个时代，她不可能是完美的结局。
记者：对，她虽然有你期待的那种反叛，她按人性来做自己的事情，但是你也写过她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
“文革”中曾放弃写作，把日记一页一页撕下来烧成灰
记者：关于写作，你有没有想到过放弃，如果有，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
陈忠实：我有过放弃，那就是在“文革”，那是自然的放弃。我是“文革”前一年年，我23岁就开始在地方报纸上发表小散文了，当时很兴奋，也没有想到还能写长篇小说，当时的感觉是，我能经常发点小散文就不错了。
记者：就铅字的豆腐块就可以。
陈忠实：嗯，一般都是1千，2千字的小散文，就感觉很高兴了，从年初到“文革”在次年的6月份发生，所有报纸都停止了副刊，我大约发了七八篇散文吧，当时都已经感觉甚好了，到“文革”一开始，那个声势就把我吓坏了。我当时是一个民办中学教师，包括郭沫若都说，他读了《红岩》，应该把他的全部文学创作都烧毁，扔了。
记者：否定自己。
陈忠实：嗯，就是“文革”刚一开始，我在报纸上亲眼看的，“文革”开始“破四旧”的时候，把我吓坏了，因为当时对于中国的文学作品，新时代的文学作品，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作品，几乎是全部否定批判的。尽管我当时生活很困难，但总还买了一些文学书。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天必须记日记，记了这么厚一摞，还写生活笔记。在生活中观察一些生活世相，一些生活细节，都记下来。“文革”风声一起，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那些日记和生活记事。
记者：很危险。
陈忠实：那个家伙若叫人翻出来，就不得了，那些生活记事，既有社会的光明的东西，更多的还是社会生活细节中的一些丑恶的东西。我说这个家伙要被人翻出来，我就活不了了。我在一个礼拜天回到家，农村的那个家，都是土茅房。我就在我家的土茅房里头把日记一页一页撕下来，全部烧了，烧成灰，用黄土把它再一覆盖。
记者：多难受啊。
陈忠实：从此我就再不记日记了，不敢记日记，好多人出事都是把日记翻出来惹的祸。
记者：如果没有时空的妨碍，不论朝代，不论国家，你最想去的地儿是哪儿？
陈忠实：我最想去的还是我们长安，而且是唐代的长安。
记者：唐代的长安城？
陈忠实：嗯。
记者：那儿有大明宫？
陈忠实：嗯。我哪怕到唐长安城边上。我那个家就是唐长安城旁边20多公里的一个乡村，盛世之下，老百姓应该是活得最滋润的时候，但我心里也畏惧覆亡时长安的凄凉，所以不愿意在那个时候。
记者：所以要到唐朝，但不能太晚，不能到晚唐。
陈忠实：对。
记者：我们后面一个题，如果说你可以跟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活着的，或者死了的，真有的，或者虚构的，就是你没有正式接触过的人相约，你会选谁喝茶聊天？
陈忠实：我想去看一下杜甫，如果我家里有粮食的话，给他送一斗小麦，他太凄凉。
记者：这是你想见的人，不光是喝茶聊天，是希望让他在当时过得能好一点。
陈忠实：嗯，因为他最后的凄凉给我的刺激太深，如果我们家有饭吃，我会给他送一斗麦子去。
记者：希望杜甫能听到。
来源：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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