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附中教师，兼任陕西少儿文学院副院长，曾在多家媒体发表过文章，系《教师博览》签约作者，《教师月刊》全国年度教师。主编和编著教材、教辅、中外名著普及读物和文化普及读物四十余种。年初，因为一篇写给学生家长真情告白的教育“万言书”《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引发全国范围的教育讨论，并被提交“两会”，《华商报》《中国教育报》《南方都市报》等全国几十家媒体报道。喜欢的格言：“行止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出于幽谷，在懵懂中长大
我生在乡下，是个地道的农家娃。小时候几乎无书可读，印象中读过几本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漫画书，家里也买不起什么课外辅导书，以至于读字典，经常抄别人的数理化课外书上的练习题来做，甚至在初一抄过《唐诗三百首》。因为家里穷，小时候连相都没照过，15岁以前长什么样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初二以前也没穿过一件买来的衣服，都是穿母亲亲手做的粗布衣服，好在我不在乎，因为我热爱读书，学习也一直名列前茅，各方面都表现好，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学校发给我的各种奖状。
小时候，我特别听话，很老实，绝对相信报纸上的宣传，常被那些少年老成的孩子笑话。我学习特别刻苦，抱着一个信念：皇天不负苦心人。以至于走路都背英语单词，晚上点煤油灯做题到十一二点，怕打瞌睡就不坐凳子，头发经常被烧。家门口演大戏，我上学时从戏台前经过，望都不望一眼，意志力超强。
上高中后，进了重点班，看到同学都强，我不想只在成绩上证明自己，就暗地里搞文学创作，很快就在当时的《宝鸡文学》头条发表了三首诗歌，全校师生都高兴了一把；后来又发表小说，著名诗人商子秦还专门到学校来看我，一时间我成了当地的小名人。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上大学中文系或新闻系，当作家或记者。
谁奈命运总开人的玩笑，鬼使神差，我被录取到政教系，大学录取通知要我们带上《毛选四卷》。当时教师的地位和待遇都很低，没考上理想的大学，我好长一段时间情绪低落，尤其想不明白的是：平时语文及综合能力很差的同学竟然比我的语文分数高很多。
在连绵的秋雨中，我带着失望落寞的情绪来到西安南郊的陕西师范大学。
尽管天南海北的同学汇聚一起，很是热闹。可我十分郁闷，我不喜欢所学的课程，更觉得理想就这样破灭了，内心很痛苦，一度想放弃自己。在疯玩乱逛的无聊中混了小半学期后，渐渐觉得不能这样了，就到中文系偷着听课，私下写诗歌，没想到一首《寻找一颗星》在全校诗歌征文中获得一等奖的第一名，让中文系各位才俊对我刮目相看。后来听说可以转系，我就暗暗运作这事，向政教系、中文系和学校教务处三方申请，奔波了两个月，盖完24个公章，终于成功转系，成为学校多年来的首例。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突围。转系的成功，让我成为新生中的“明星”。但此后三年，我成为一个在政教系和中文系之间游离的边缘人物，和谁似乎都有关系，但其实谁也不管，这让我得到许多自由，尽情地读书，写作，发表了不少作品，得了单项奖学金，毕业时以唯一一个非班干部的身份留校，并进入大学附中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也成了中国管理系统中最小的主任——班主任。
曾经想过逃离
虽然学的是师范专业，可我当时并不热爱教育，很长时间缺乏一种职业认同，主要是还没有从文化哲学高度认识到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觉得这个职业不风光，连当时的许多农民都瞧不上，因为不能“办事”。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这是古训。当新鲜的职业磨合期过去之后，接下来的体验更多的是惶恐、琐碎、平凡、歧视、冷眼……因为在一个权本位的社会中，中学教员是多么卑微的角色，虽然给教师戴上了“灵魂工程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等一顶顶高帽子，但我并没有觉得教师有多么神圣，更没有去深入思考它对社会和生命的价值，只把它当做谋生的工具。
说实在的，虽然不热爱这份工作，但为生存计，我还是珍视它形而下的存在价值。当时对教育教学根本不懂，仅有的一点教育教学知识，不是来自大学课堂，而是来自过去各位老师的潜移默化。和郭初阳老师刚从事教学时一听到上课铃就紧张得肚子疼一样，我也有几次上公开课前肚子疼痛难忍的经历。
开始上课，谨慎小心，唯恐出错，加上陕西师大附中对新教师培养抓得很紧，汇报课、公开课、研究课……经常让新教师上，领导也经常不打招呼就突然听课，我非常紧张，经常备课到深夜，甚至点着蜡烛备课，唯恐被抽查到挨批。因为当时确实不会上课，所以公开课前经常在宿舍偷偷背教案，背过程，准备一节课要花很长时间，实在很累。
在工作6年之后，我曾经想过逃离，因为生命就是一种体验和品味的过程，一条胡同走到黑的人生似乎有点不幸。但生活往往并不会听你的，它有自己的逻辑，有时它就是一部“法律”，你得听它的，并和它讲和；而自我也有很多局限，人要超越自我很难。所以在许多教师和同学选择南下并纷纷跳槽的时候，我经过慎重的思考，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自我救赎之路
又经过12年，我逐渐由学教、会教到努力教好。我只是想做一个合格的教师，并没有想怎么出类拔萃；只是觉得教育不是牟利的事业，也不应该成为名利场。基于对教育内涵和本质的思考，我从不参加什么“赛教”，也拒绝参加各种收费的论文大赛，至今没有向所谓专业“核心期刊”写过一篇关于教材和教法的文章，也不怎么读这些期刊，觉得价值贫乏，只是读一些杂书和自己喜欢的期刊。至于出名的事，35岁以前不是没有想过，因为它可以满足我的虚荣心，而我当时钟情的是文学。
一个文学青年，自然常常有创作的冲动，但教育工作的忙碌导致时间被分割成一堆碎片。我一次次拿起笔，又一次次放下，偶尔写写诗歌和散文。在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实逼迫面前，我不得不踏入为生存而战的行列。兼课、编书、命题、写稿……甚至想过经商；每年用辛苦钱买一大件生活用品，今年电视，明年冰箱，后年音响……渐渐地，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PP机换成了手机，硬板床换成了席梦思，小房子换成了大房子。年，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日子就这么过着，平凡、普通却真实而温馨。也读书，但没有像后来那么狂热；也打牌，只是为了寻找快乐和圈子认同，不去想出人头地的事，因为上升和“成功”是一种文化本能，而守住自己做一个平凡人则需要修炼。
当然，其间一件事情彻底打消了我想入非非的念头。年，《美文》杂志在我们学校举办了“全球华人美文大赛的颁奖仪式”，来了许多名家。我参与接待，谁料从来没有出过问题的相机胶卷曝光，又偏偏是和余秋雨、贾平凹、吴克敬、谢有顺的合影曝光最严重，无法使用。这仿佛一种警示。我在心中警告自己，你和风光无关，你也无法依托别人，你只能在寻找自己中找到存在的意义。
这一年，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职称评定。我一直记着这样三句话：“凭道德做人，凭良心做事，凭本事吃饭”，对中国社会的关系文化、厚黑文化以及人性的复杂缺乏深刻认识，原想只要做好工作，自有回报。谁料想，之中有那么多玄机和潜规则，虽然后来总算过关，但一个被认为“条件最硬”的人差点没评上的现实，还是给我带来很大刺激，让我领悟到，在现有系统中，人原来是一种货物，定价权不在自己手中。我想，自己是否要独自上路了，当现实已经无法安托你的灵魂，自救的路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醒来后的无路可走才是最大的悲哀。别人的路不是你的路，别人的生活不是你想要的，你为谁而活？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没有人告诉我，我只有重新拿起久违了的书本。我把阅读作为对抗荒诞和虚无的手段，从中国到外国，从哲学到历史，从近现代到古代，从诸子百家到《圣经》，从鲁迅、胡适、殷海光、吴思到康德、笛卡尔、哈耶克、奥威尔、别尔嘉耶夫、阿伦特、克里希拉姆提……我发狂地读书，并不断写作读书札记，几年下来，竟然写完了大大小小十几个本子，摞起来有一尺多高。也最终明白，读书和写作才是通往自由的路，物质世界不可能有自由，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由。我把读书学习的收获与学生分享，并通过课堂不断寻找作为一个教师的意义，也获得了许多学生的认同。一些学生留给我的发自肺腑的感人话语和书信让我收获了不少快乐，直到现在读起来依然让我眼热心动。
在管理班级上，我学不来一些教师的狠劲，我对学生比较仁慈，所以班上的纪律往往不太好，对一些压制学生的传统办法我不会照搬，学生也不怕我。我觉得教师为什么要让学生怕呢？亲近多好。有老班主任支招：学生不听话就请家长！我觉得这是老师失职，请家长无非就是告孩子状，会导致师生关系紧张。
记得学校常常在每学期开学不久搞黑板报比赛，主题是迎国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就安排学生在黑板上写些名人名言、历史文化常识之类，结果其他班级都是画上天安门、长城之类的东西，写上几句宏大抒情的空话，只有我的班级写的是实在东西，主题不明，虽然成绩最低，但我毫不在意。在平时的卫生打扫中，我也不让学生争什么名次，把教室打扫干净就好，主要是为了我们自己舒心，至于人家给多少分数，不去管，因为讨他人好很难，生活学习要努力让自己满意，外界只是背景。
栅栏后的突围
我认为，教师是自由职业者，要有基本的身心自由，所以当学校突然宣布打卡坐班的时候，我是积极的反对者。当时许多老师都有意见，但只是在下面埋怨，决策层听不到。我想，作为一项学校的管理制度，也相当于一项共同体的法律，应该是一种“契约”，应该体现“约法”精神，要征求教师的同意，不然就是“王法”。但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教师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和上面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他们的声音也往往不能被决策者听到，最后，当这种没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制度强行运转起来的时候，会对人心造成一种合法性伤害，甚至会导致心灵的扭曲，引发非制度性抵抗，最终伤害的是共同的事业。
有老师说，我把肉卖给你学校了，没把血卖给你。这话明明是说，你把我的身体控制起来了，但我的心是你管不住的。沙丘上建不起大厦，一种制度如果不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它注定失败。再说，打卡坐班是由行政会单方面决定的，未在教代会通过，程序错误。领导们都是一人一个办公室，而教师那么多人挤在一起，相互影响，效率很低，所以我就以“笼中鸟”的化名写了《关于打卡》进行讽刺和反对，并准备发表在校刊上。当然这篇文章最终“被和谐”了。
我认为，这种冷冰冰的制度的强硬实施，必然以扼杀教师的教学热情为代价，这种制度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对教师工作责任心的漠视和人格的践踏，因为人被普遍工具化了，忘记打卡的加班加点竟然也成了错误，也要被扣奖金，连教师出门也要领导签字画押，让教师丧失身体的自主权，导致学校像一个“集中营”。
事实证明，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下滑就和打卡制有关，所谓加强管理的开始，恰恰是人心受伤害的开始，也是校园文化被破坏的开始，因为人成了盆栽植物，自由多元被扼杀。文化就是校园的土壤，经不起乱折腾，而管理也应该是一种服务，理好了各种头绪，教师其实不需要那么被强力操控，毕竟人的管理和机器的统治是两码事。
记得有一次，一位中央领导要来考察，学校闻风而动，早早在大门口布置好花坛和标语，又安排学生把草坪上的树叶拾干净，我看到有三个学生竟然爬上了张寒辉（抗战名曲《松花江上》的作者）的坐像给他洗头擦脸，我不禁对张先生怜悯起来。作为学校文化道具和招生道具的张寒辉先生的坐像天天耸立在教学楼前，可他几年才能洗上一回脸，而且只有在上面的领导来的时候才能享此待遇。记得茅盾先生说过，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面子不等于脸。在很多情况下，现实是不是总有一张“二皮脸”？对自己是一张，对上级和他人又是另一张。虽然伪装可以产生政绩，但教育的伪装恰恰对学生是一种“负教育”。因为没有“真”做基础，“善”和“美”都靠不住，对这种校园里的公然欺骗，我深恶痛绝，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发到学校的论坛上。我认为，一个学校如果只对上负责，只对利益负责，而不对社会负责，不对学生负责，这样的学校是没有灵魂的“奴隶工厂”。
我曾经当面撕毁过用管理逻辑给教师排队的条子，因为群体评价是一种伪评价。面对许多学校用成绩给教师排队的恶劣做法，我在网上发帖：“知识教育是窄化的教育，考试成绩只是教育的副产品，不能让成绩量化吞吃教育价值，劫持教育理想，扼杀教师的职业快感。其实，学生在学习中获得的生命体验、成长快乐、价值熏陶，都不是一个简单冷漠的成绩能够全面反映出来的，尤其是人文教育。作为有追求有理想的教师，自己心中要有一面镜子，不要被外在的哈哈镜扭曲心灵，让良知为现实让路。道法自然，教育要尊重人，尊重规律，既不能逆天行事，也不能贪天之功，人道永远胜不了天道，与生俱来的禀赋资质谁也改变不了，兔子再怎么培养也成不了狮子，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且智商在人群中的分布是均衡的，和贫富地位没有关系。教育要让每一个生命在合适的土壤、空气、阳光中自由生长，而不是被集约化地灌装、雕刻、同化。成绩再怎么排队，也排不出好教师，反而会伤害教师、危害教育。凡是这样搞的学校，不是弱智，就是别有用心。”
我一直反对教案检查，因为写教案和备课是两码事，忽悠上级的办法挺多，百度复制很容易。再说，教案是一种“预设”，而教学讲“动态生成”，预设的东西是一个“套子”，而教学是灵活多变、丰富多彩的，用固定的教案去上课，往往会将学生多彩纷呈的思想认识全都放进或引进自铸的模子中，不仅把课上死了，而且也可能对学生有害。另外，对教案的检查容易带来教师的逆反，教育是良心产业，人首先应该拷问自己而不是翻检别人的良心。且教案关系到教师的学术尊严和精神自治，是教师知识权利的构成部分，知识是不能被领导的，行政权力在教师的知识权利面前应该止步。同时，教案也是教师精神主权的构成部分，精神主权的沦陷会让人变得很可怜。在一个权力包办一切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是未成年人。既然法律规定教师是专业技术人员，那么，教师应该有专业自主权，课怎么备、怎么上应该由教师说了算，而不能由行政权力说了算，对教师的尊重不能只挂在口头上，要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再说，不能让教师跪着教书，跪着教书只能培养奴隶，培养不出大写的人。
我认为，权力像刀子，是越用越钝的。推动事业发展的从来都是人们内心的歌声，而不是高高举起的鞭子。拒绝教案检查我已坚持多年，虽然教案写得不多，但我的读书笔记和课后反思的十几个本子摞起来有一尺多厚。
我一直拒绝参加各种赛教活动。因为赛教的课是由许多人精心打造和研磨的“假课”，教师只是表演者。现在市场上的物质假货很多，赛教又容易搞出教育的假货，助长造假之风在学校的蔓延，受益的可能是某些人或某些学校，但受伤害的则是学生和求实的教育教学风气。一节课容易成就一位“名师”或“能手”，却容易把学生卷入一种集体造假的无意识狂欢里。这种课对教师是好事，因为课上成功了，就有了荣誉，可以成为学校的宣传招牌和个人晋升的价值标签，可教育是不能比赛的，它是土壤和根的事业。教学要比赛，那自然是比技术化的东西，其实，教育技术对于教师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个时代根本不缺技术和智谋，而是缺智慧、缺良心、缺理念。教育的常识应该是：“教什么”永远比“怎么教”重要。
在课堂上，我经常鼓励学生进行逆向思维，大胆发言。我说，课堂是大家的，我只是借用这个讲台为大家服务。为了培养学生的说话能力，发掘教育价值，我一直坚持课前三分钟的演讲和话题分享活动。学生所选话题我事前不知，我要点评和引申，就要不断发展自己，这对我很有挑战性。大凡学生在生活中、学习中碰到的好文章、好书、好电影，都可进入课堂，因为竞争的环境只能培养人的野心，只有分享才能培养爱心。碰到学生积极参与反映强烈的话题，我甚至会让出整节课。我也把自己写的东西发给学生当堂阅读，与学生分享，鼓励学生修改和提意见。学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我给学生印发了我写的《玄想陶渊明》；学习庄子的《逍遥游》，我让学生阅读我写的《生命的自由和超越》；学习李白的《将进酒》，我给学生朗读了我写的诗歌《与李白对话》。学生每读这些私货比学教材还要专心，甚至有不少学生还写出读后感和阅读札记。
我一直反对各种上课的模式和固定标准，不拘一格才有创造和自由。再说，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教学追求和教学个性，如果承认教学是艺术，就不应该设立标准，因为艺术无极限，只有技术才需要标准。当然，我也不喜欢领导来有意“听课”，因为听课会打乱你的正常安排，影响课堂自由，你的灵感和发挥会受到外界影响，因为你会下意识地为听课人考虑，这对学生是不公平的。而且，不打招呼就听课也是对教师的不尊重。
“万言信”事件
我一直坚持“大语文”观，只要有价值，凡是母语能承载的内容都可进入课堂。谁料，现实像一出荒诞剧，过多的教育投入反而让我成为“被告”，几个家长到校方投诉我，说我的教育理念不当，观点有问题，甚至我给学生推荐的不少优秀的课外文章也成了我的罪状。学校找我谈话，我虽有困惑，但还是感觉自己没错，而是家长和社会都害了“成功焦虑病”。我知道，许多学校都有家长告状的情况，作为学校，平息家长的意见合乎情理，但很可能平息了意见，却断送了价值，导致群体的无明。
从管理学上来讲，领导永远正确，下级服从即可，无需承担什么责任，但如果下级自认为正确，就应该大胆地说出来，说不说是我的权利，听不听则是你的自由。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再说，如果一种教育，学生痛苦，家长焦虑，教师受罪，学校领导也难以解放，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如果有些事情，连触碰的勇气都没有，那就不要指望有任何改变的可能。这些年，教育逼死了多少孩子，可那么多人还在自觉不自觉地给这架绞肉机输送能量，让我倍感悲凉和愤懑。最让我想不通的是，真正搞教育唤醒了学生，却成了我的罪过。于是我想把内心的不平和痛苦说出来，如果能够在学校和家长层面展开讨论，也算是一种价值吧，我已经做好了“接受处理”的最坏打算，大不了离开讲台，觉得自己还算是在读书和思考的教师，结果遭此霉运，猝然而临的打击让我非常失望，虽有困惑，但我并不认为我一定就错了，而是觉得这教育病了，不是我赶不上它的步子，而是它在偏离轨道。
于是，我用两天时间写了一封万言长信，并附上《叶开谈语文教育》《教育家谈教育》和我的课堂言论《话语的闪电》三个附录，印发给学生。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早上看完就超喜欢，下午就以照片的形式发到人人网上，接着，我的电子稿也传到网上，瞬间被各处学生分享传阅。《华商报》登载后，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反响，《南方都市报》《燕赵都市报》《山东商报》《中国教育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进行了重点报道。后来我又几次登上了《人民日报》《看天下》《中国周刊》《华夏时报》等，这些密集的安徽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北京的白癜风哪个比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