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陵，年生于山东黄县，年随家人迁到哈尔滨，“九一八”事变后曾在长春创办《大同报·满州新文坛》副刊，其中的“纪念高尔基”专号在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年，孙陵到了上海，以报告文学《边声》而蜚声文坛。年春天，他与杨朔一起创办北雁出版社，曾给当时还在日本的郭沫若预支过稿费，因此结识了郭沫若。
淞沪会战爆发后，孙陵怀揣强烈的抗日愿望投身战场，曾和杨朔等人发起“投笔从军”运动，得到郭沫若在内的一批上海作家的支持。后来孙陵经郭沫若介绍离开上海，经山东、河南，最后到达陕北延安。他在延安参加了“双十”国庆，听过毛泽东的演讲，见了朱光、李富春、罗瑞卿、成仿吾等人。他向罗瑞卿要求当兵抗日，没有被接受，又向成仿吾提出进陕北公学。成仿吾建议他回上海去给陕北公学筹集书刊、衣物和捐款。离开延安后，孙陵经西安、武汉辗转回到上海，再次见到郭沫若，并筹集了一批书刊、衣物和款项托杨朔带到了延安。
年春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孙陵先是在阳翰笙的秘书室担任秘书，后从秘书室转到厅长室，担任郭沫若的机要秘书。年4月，孙陵与臧云远创办了《自由中国》文化月刊。同年秋天，孙陵来到了桂林。
郭沫若
图片来源：环球网
在桂林，孙凌先后创办了《前线》《笔部队》《文艺研究》《文学报》和《文学杂志》等报刊，复刊了《自由中国》，主编出版了一套12册的《创作小丛书》，其中有宋云彬的杂文集《破戒草》、臧克家的诗集《呜咽的云烟》、张煌的短篇小说集《北方的故事》以及郭沫若的杂文集《抗战与文化》等。
孙陵不仅是一个编辑出版家，更是一个作家。桂林时期是孙陵最重要的创作时期，他创作了报告文学《笔部队随枣会战长征记》和长篇小说《大风雪》，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学史家杨义认为《大风雪》“显得细腻、从容、淡雅，具有相当精致的艺术感觉”。
年12月，孙陵离开大陆去了台湾。年，台湾的成文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孙陵回忆录，回忆的是孙陵所熟悉的现代文学作家，书名为《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在书中的《巴金》一文中，孙陵讲述了一件与桂林关系很大，却鲜为人知的事情，那就是他曾经在兴安创办过一所中华文学院。
根据文中所记，年10月，巴金从四川回到桂林，住在漓江东岸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与前面两次到桂林都是短期居住不同，这次巴金在桂林住的时间较长，算得上是定居桂林。巴金任职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也在桂林大量出版新书。这个时期，也正是孙陵主编的《自由中国》各地风行的时期。当时，巴金的好友，被巴金称之为有着金子一样的心的义侠朋友林憾庐从香港来到桂林，住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隔壁。文章写到，这时候，老作家王鲁彦摆脱了胡愈之，和孙陵等人接近了。陈占元、方敬也相继从广东、云南来到桂林，“我们这时期所做的事情，都是自己想做的。朋友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谈论着天下大事和身边琐屑，总是谈到深更夜半，大家才满足地分手。”
巴金
图片来源：大连晚报
当时的巴金想办一个图书室，便在文化生活社楼上空出一间房子，排满书架，用了大部分版税去买各种书，后来终于把书架填满，搜集的书籍将近三千本的样子。
当时的他们正值最好的年龄，一群中青年聚在一起，都想做一番事业，幻想无穷。孙陵忽然想起应该创办一个研究文学的学校。说干就干，学校果然就创办起来，地点就在距离桂林五十公里的兴安县。
如今的兴安似乎声名不彰，但抗战时期的兴安却名声大噪，因为著名的“湘漓分派”就在那里。当年许多文化人游览过兴安灵渠，对灵渠的造渠技术和水利价值钦佩不已，觉得大名鼎鼎的都江堰也不如灵渠。蒋介石、宋美龄也专程游览过兴安灵渠，至今还有美龄桥遗存在灵渠上面。当时的灵渠风景区古木参天，两江环绕。孙陵产生创办学校的想法之后，立刻得到周围朋友们的响应。孙陵文章中写道：
雷沛鸿
图片来源：人民网
我那时刚刚很幼稚地向一两朋友表示出这个意思，不想朋友们比我热烈万分，当时担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雷沛鸿、省议会议长李任仁、青年团书记长韦贽唐、省府秘书长孙仁林，热烈地担任发起人。特别卖力的是当时担任桂柳师管区司令兼风景区主任的王赞斌（后来任职监察委员，已随监察院来台）和兴安县长黎达睿。王司令把风景区土地和建筑拨给学校，并且派军队给学校平地。黎县长则把和风景区毗邻的一座山林拨给学校，作为校产，并且他还自告奋勇，兼作义务的总务主任，开办起来，当然既经济，又顺利。而我在这件事情以前，和他们两位是并不认识的。
当时我只想办个文学专科学校，已经见人脸红，见到朋友讲不出话来了。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很有意义，但是又怕朋友们误会了我的动机。因此我们向省政府立案的时候，是用了“中国文学专科学校”的名义，并且用这个名义招生，我们并没登招生广告，但是来的学生很踊跃，因为这时桂林大公报给我们做了义务宣传。湖南、江西、广东的学生，都有见到新闻来投考的。
正式上课以后，立案的公事批下来了，省政府把我们的学校名称改成为“中华文学院”，我当时见到这个公事，真想开小差，亏得一位朋友用“成则为王”这句话，把我的勇气鼓励起来。他问我有没有决心，如果能下这个决心，对于“院长”之类名义，也就不必过于畏惧了。
照例专科学校要改学院，是要经过活动、联络，甚至“请愿”等等努力，才能达到目的，而我们第一次去立案，省政府反而自动给我们改了，其中变化，直到今天我还是无法知道。
李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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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李济深坐了一列装了一营卫队的专车，来巡视过我们学校。李任仁在详细询问我的“计划”以后，以他省议长和广西元老的资格一再叮咛黎县长要切实帮忙。所谓当时桂林文化界的人物如柳亚子、田汉等，也都成群结队前往访问，一来就是几十人，大家“吟诗填词”，酒酣耳热，各有“表现”，想起来也着实热热闹闹。我们的“吟”和“填”，是和台湾的“诗社”大不相同的，后者我总觉得太“文雅”了一些，所以从来不敢去参加。而我们那时则是杯盘狼藉，随地而坐，当真有人睡到地上也没人留意。并且有时为了一种愉快的争吵，而面红耳赤。
这段文字涉及的人物都是当时广西军政界、文教界的重要人物，孙陵撰写此文的时候许多人还在世，可见此言不虚。根据孙陵的记载，这个中华文学院一直办到年湘桂大撤退。
我曾经猜想这个中华文学院校址应该在如今灵渠边上的兴安师范学校，但我遍查《兴安县志》，看不见中华文学院的任何踪影。我又托人请教了兴安多位文教前辈，只有一位96岁的彭旭老先生说他曾经听说过此事，但完全不了解个中详情。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难道这个曾经得到那么多人扶持的中华文学院就没有在兴安留下任何踪迹吗？我作此文，希望有方家能够告诉我们中华文学院更多的详情尤其是它在兴安的校址。果能如愿，岂不是为兴安找回了一段文教历史，寻回了一个文化遗存？
参考文献：
孙陵《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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