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人马兆祥的长征路
红色故事
本报“红色坐标·追寻长征的陕甘宁足迹”大型主题系列采访活动启动以来，收到不少读者提供的线索。在延安采访时，老红军马兆祥的传奇故事就被多次提起。近日，记者专程来到北京，采访了马兆祥老人的家人。
学生时期（翻拍）
青年时期（翻拍）
老年时期（翻拍）
兄弟6人参加红军
“我父亲是13岁那年参加革命的，当时主要是为了反压迫。”在北京市翠微西里小区一户单元房内，马兆祥的儿子、七旬的马长征老人对记者说。
据介绍，马兆祥于年8月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的马家坪村。年，当时还在上学的马兆祥老人，在兄长的介绍下，参加了儿童团。
“我父亲家里共有兄弟姊妹9人，他排行老九，在当地也算是一个大家族。父亲最早是跟着大伯马呈祥读《三字经》识字的，后来家里条件好一点了，就又到瓦窑堡国立第二高小和清涧县国立第一高小读书。但是家里最后发生了变故，我父亲的学业中断了，从此，他也就踏上了革命的道路。”马长征老人说，年春末，原本在国民党军井岳秀部（驻守在榆林地区）当班长的二伯马凤祥，因为看不惯国民党军欺压百姓、抢财物、抢女人等恶习，就在一个夜晚带着一支“汉阳造”步枪、发子弹和5枚手榴弹，离开国民党部队跑回老家，参加了由谢子长任总指挥、贺晋年任骑兵大队副大队长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我二伯当时到了贺晋年的游击队里，贺晋年得知我二伯是带着武器弹药投奔游击队的，非常高兴，说我二伯带来了队伍最需要的东西，还给我二伯进行了嘉奖。但是这件事让井岳秀怀恨在心，当年8月份，游击队被国民党打散后，井岳秀就派人将我爷爷和三伯马至祥抓走了，严刑拷打，说我二伯犯了死罪，要用命抵债。为了救命，家里只能筹钱往回救人了。”马长征老人说，当时井岳秀部队放出话说，救人需要块银元，为了筹到这些钱，家里不仅把所有的土地都典当了出去，而且还卖掉了牛羊等家畜。“根本不够，借钱都没地方借了，没办法，就把我二姑卖了，卖给了一户姓卢的有钱人家，才把钱揍齐，把人赎了回来。”马长征说，也就是那时候，因为那次变故，还在清涧县高小上学的父亲马兆祥也中断了学业回到了家里。
“为了反迫害，我父亲回来后，就参加了儿童团，我三伯、四伯、六伯也都参加了红军。加上原来就是红军战士的大伯、二伯，我们家当时有6人参加红军。”马长征老人回忆，后来，他的两个姑姑也都参加了革命，为红军做军鞋，送粮草，支援前线打仗。因为识字加上表现勇敢，父亲在儿童团当上了团长，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送情报、站岗放哨以及配合部队发动群众搞宣传。儿童团当时的作用是：“活电台，送情报又快又准，敌人还很难发现。”
年1月，父亲被批准“入团跨党”（当时入党年龄不够，就先入团，待年龄到时自动转为共产党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积极分子。
因护送任务到瑞金
“父亲当时是第九区儿童团团长，“入团跨党”后，又担任县儿童团团长以及书记职务，就是所有儿童团的事，都是我父亲管着，谢子长受伤后，我父亲还作为儿童团代表去灯盏湾看望过他，这段历史我父亲给我说过好多次。”马长征说，年秋天，谢子长率领部队攻打清涧县河口镇时，身负重伤，老百姓把他从杨道峁转移到周家硷，后又转移到安塞县的韩呼里村，由于敌人的追铺，最后又秘密转移到灯盏湾村。
“我父亲是背着2个西瓜去慰问的，和当时秀延县苏维埃主席薛兰斌一块去的，当时躺在土炕上养伤的谢子长看到我父亲后非常高兴，说儿童团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并告诉周围的人一定要把我父亲培养起来。”马长征说，谢子长的鼓励和指导，对父亲以后的成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谢子长牺牲不久，父亲便以护送领导的身份奔赴中央苏区。
“我父亲当时是被组织安排护送贾拓夫回西安工作，不是有些人说是直接派去学习的。最后辗转来到苏区后，被安排留在那里学习，随后就参加了长征。父亲给我说过很多次，原来有人说我父亲是专门被派往苏区学习的，说还有组织的介绍信，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马长征说，年冬天，马家坪战役结束后不久，父亲马兆祥就接到组织的任务，让他装扮成学生护送一位姓关的老师去西安。
“那是冬天的一个中午，快吃午饭的时候，我父亲接到命令，说让护送一位同志去西安。当时他从家里走时只带了2件单衣服，在村口的老爷庙见到了头戴礼帽、被称为关老师的人，当时他也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马长征说，从秀延县出发，他的父亲挑着担子走在关老师后面，走了3天到达延安后，用5块大洋挤上了去往西安的马车，又经过7天的路程，他们终于到达了西安。
“带着娃娃去省城西安上学不会引起敌人怀疑，如果当时派大人护送，很容易被敌人识破，我父亲后来给我说，他当时就是以‘关老师的学生’身份掩护关老师去省城的。马长征说，一路上，父亲严格按照组织“不多说话，不问问题”的要求，把贾拓夫顺利护送到了西安。
“西安的机构被破坏了，我父亲和关老师又连夜坐火车赶往汉口，随后坐轮船去了上海找组织。当时，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他们随后就去了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到苏区后才知道关老师就是时任陕西省省委秘书长兼西安市委书记的贾拓夫。”马长征老人说，年，西安党组织被破坏严重，当时的上海也不例外，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年的春天，父亲马兆祥和贾拓夫辗转赶到瑞金，在贾拓夫的安排下，父亲进入苏维埃红军大学学习。
“‘小马，你一路上跟着我，辛苦你了，你还不知道我的真名吧，我现在告诉你，我真名叫贾拓夫，是咱陕西省委的负责人。关锋是我的化名，现在我有新的工作去做了，你就去红大学习吧。’这是当时贾拓夫说给我父亲的原话，他们当时从陕北秀延县出发时，没有带任何介绍信之类的东西，那时候哪敢有介绍信啊，带到身上不方便，万一被敌人搜出来了，命都没了。”马长征说，这次学习彻底改变了父亲的命运。
马兆祥老人的遗孀、88岁高龄的赵庆丰边看照片，边回忆往事。
小红军走完长征路
当年的红军大学坐落在瑞金南面，学校分为高干班和普通班。高干班的学员是团以上的干部，普通班是连、排级干部，马兆祥在普通班学习。
“他只学习了三个多月，就到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参加了战斗。当时被分到少年先锋连当指导员，最后开始长征。”马长征回忆，父亲在红大学习的时候，国民党对苏区开始了第五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接连失利，为了充实一线部队战斗力，红大只留下了高干班学习，其余学员都分到部队参加了战斗，父亲在报到的当天就担任了少年先锋连的指导员。
“当时动员大家准备打大仗，要求急行军，要实行战略转移。当时国民党百万大军向根据地中心推进围攻，形势危急。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要突破围剿封锁线，命令少年先锋连跟着大部队走。”年10月10日，在夜幕的掩护下，中央红军从瑞金开始了长征。
“当时少年先锋连随军出发时有多人，二师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中央红军转移，紧随中央机关后面，进行长征。过湘江时，由于敌机不断轰炸，红军伤亡惨重，江水都被染成了红色。强渡过江后，经清点人数，少年先锋连只剩下60多人。”马长征说，父亲生前曾告诉他，过了湘江以后，由于不知道目的地在何方，也不能问，因此，少年先锋连的战士按照命令一直紧跟着大部队走。过了湘江以后，红军被敌人追得一直在黔桂湘一带转来转去。
“当时的命令就是急行军，不掉队。大部队到哪里，少年先锋连到哪里。直到黎坪会议后，才开始向黔北行进。”马长征说，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了贵州省遵义城，1月15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上少年先锋连担任的是警卫任务，随后就是继续北上，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和大渡河，来到夹金山下，才摆脱了敌人的围堵。”马长征老人说，在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许多在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的战士，却病死、饿死、冻死在了草地上，父亲最亲密的战友——少年先锋连的连长魏虎因为生病和过度劳累，永远离开了大家。当时，全连战士围在一起痛哭失声。就在大家情绪最低落的时候，肖劲光来到了少年先锋连和大家并肩行走，在肖劲光的帮助下，先锋连打到了几只野牦牛和黄羊，给大家补充了食物，减少了伤病死亡情况，最终走出了草地。
“最后到达吴起镇，回到了陕北苏区。我父亲在吴起镇参加了“切尾巴”战斗，当时先锋连只剩下20几名战士，父亲也在那一次战斗中左臂负伤了。”马长征回忆，在随后不久的直罗镇战役中，父亲双腿受伤严重，最后经过三天两夜的山路，被抬到延川县医院救治，从而脱离了危险。
传奇经历促成姻缘
“老马前前后后参加过好多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尽到了自己的责任。”马兆祥老人的遗孀、88岁高龄的赵庆丰老人回忆起丈夫时，平凡的话语中充满了眷恋和自豪。
“我和老马认识时，年龄比他小得多，是亲戚说得媒。在我们老家子长县，两个村子挨着，他是马家坪村人，我是金鱼沟村人。我们村当时有小学，他们村的娃娃都在我们村上学。亲戚介绍对象时，我爸不愿意，但是我和我妈愿意，就因为他是红军战士，走过长征，我们当地人都知道他。他是陕北人，从瑞金出发，参加过长征，又回到陕北，这样的经历实在罕见，这样有意志、有决心的人，值得托付终身。”赵庆丰老人说，马兆祥老人干革命期间，有一个座右铭是：不求做大官，只求做大事。“在三门峡工程和丹江水利工程建设中，人、财、物都是他管，他两袖清风，干工作雷厉风行。”赵庆丰老人说。
“‘不求做大官只求做大事’，是习仲勋当年在延安时期和我父亲交谈时，对他说的原话，我父亲就一直将这句话当成了自己的工作宗旨。现在这句话也是我们的家训。我们兄妹4人，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成为新中国合格的建设者。父亲的言行，影响了我们一生。”在离开老人家里时，马长征老人说。
西安晚报特派北京记者雷鸣为您报道
采访手记
老红军留下的家当在子长县采访瓦窑堡会议时，从当地老乡那里得知，马家坪村的马兆祥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随后，在子长县宣传部干部孙乐的帮助下，记者在北京翠微西里小区找到了马老的家。遗憾的是，老人已经在一年半前离开了人世。
在走进老人家里，家里陈旧的设施让人很难想象，这里就是老红军马兆祥的家。
马兆祥老人的遗孀赵庆丰老人非常朴素，回忆丈夫的经历时，她几度陷入沉思。马兆祥的儿子，今年已经70岁的马长征在谈及父亲的往事时，也泪光闪闪。“父亲一生节俭，非常清贫。从不过生日，也不提倡过生日。父亲具体是哪一天出生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不记得日子，离休后，老干部局每年送生日蛋糕，就按照户口本上的登记时间送，我们家就把那一天当成了父亲的出生日。”
一个小皮箱、几本书就是马兆祥留下的全部家当。
打开老人留给家人的一个破旧的紫红色小皮箱，几本书籍和一本手抄的《三字经》映入记者眼帘。
“这个小皮箱是父亲在三门峡水利工程工作期间，国家统一给专家配发的物品，也是我父亲最值钱的一个真皮箱子。”指着箱内的物品，马长征说，“这些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全部家当，很破旧，但是很珍贵。父亲无欲无求，默默无闻地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很清贫，但是很充实。我们全家会把父亲的小皮箱一直留传下去，直到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