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永远的《白鹿原》
何启治
三、编者和作者，我和陈忠实的真挚友谊伴随着《白鹿原》奔突向前的步伐而确立、深化和发展。
让陈忠实感到一脸茫然的长篇小说约稿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与陈忠实从初识到结下真挚、深厚的友谊，已经有将近40年了。
年隆冬一个严寒的日子里，我根据陈忠实发表在《陕西文艺》（即《延河》文学月刊）上约2万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便约请他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们交谈的地点就在西安郊区区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上。在寒风中，陈忠实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颇感惊讶而茫然地听我请他写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建议。
关于我们的初识，陈忠实有这样的回忆：
“年隆冬季节，西安奇冷。我到西安郊区区委去开会，什么内容已经毫无记忆了。会议结束散场时，一位陌生人拦住了我，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以电台播音员为标准)，声音浑厚，在他自我介绍之前，我已知觉到这是一位外来客了。在我周围工作和相交的上司同辈和工作对象中，主要是关中东部口音口语，其次是永远都令人怀疑担心患了伤风感冒而鼻塞不通说话鼻音很重的陕北人，那些从天南海北到西安来工作的外乡人久而久之也入乡随俗出一种怪腔怪调的关中话来，我已耳熟能详。这个找我的人一开口，我就嗅出了外来人的气味，他说他叫何启治，从北京来，从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找我谈事。我便依我的习惯叫他老何。以后的20年里，我一直叫他老何，没有改口。”
对于我们在西安小寨街头的初识和第一次交谈，陈忠实作了这样的回顾：“他代表刚刚恢复出版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西安组稿，从同样是刚刚恢复工作的陕西作家协会（此时称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以示与旧文艺体制的区别）主办的《陕西文艺》（即原刊物《延河》）编辑部得到推荐才来找我的。他已读过我在《陕西文艺》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认为这个短篇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式或者说基础，可以写成一部20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我站在小寨的街道旁，完全是一种茫然，且不用吓了一跳这样夸张性习惯用语。我在刚复刊的原《延河》今《陕西文艺》双月刊第3期上发表的2万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也是我自初中二年级起迷恋文学以来的第一次重要跨越（且不在这里反省这篇小说的时代性图解概念），鼓舞着的同时，也惶惶着是否还能写出并发表第二、三篇，根本没有动过长篇小说写作的念头，这不是伪饰的自谦而是个性的制约。我便给老何解释这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老何却耐心地给我鼓励，说这篇小说已具备扩展为长篇的基础，依我在农村长期工作的生活积累而言完全可以做成。最后不惜抬出他正在辅导的两位在延安插队的知青已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给我佐证。”
对于这次未必完全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谈话，陈忠实的评价是：“我首先很感动，不单是老何说话的内容，还有他的口吻和神色，在我感到真诚的同时也感到了基本的信赖，即使写不成长篇小说，做一个文学朋友也挺好，他应该是我文学生涯以来认识的第一个北京人。”（以上引文见于陈忠实的《何谓益友》）。
我是年夏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此前只是按照“阶级斗争”的基调组织过并编写过一些所谓“揭露资产阶级”的作品，如《天亮之前》之类。除了柳青的《铜墙铁壁》，并没有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这个领域。
那么，我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怎么会在组稿活动中做出让陈忠实感到一脸茫然的事来呢？
首先，应该承认这是时代造成的。那时候往往就是根据领导意图和政府需要来组织写作的。既然我可以带着“揭露资产阶级”的任务到上海荣氏纱厂通过采访写成印行近40万册的“小说”《天亮之前》，既然我可以带着类似的政治任务到延安组织只读过初中的知青作者写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组织高中毕业后就长期在农村底层工作、熟悉农村、且已发表了2万字短篇小说的陈忠实来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呢？
其次，这是我在出版社的工作岗位决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一个具有优良传统和较大影响的文学专业出版社，其内部有着严密的分工。经过“文革”，年我刚从五七干校调回出版社，被分配在组织长篇小说出版的现代文学编辑室小说北组工作，西北，特别是陕西是我的工作重点。我不是什么天才编辑，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对文学专业的热情还是有的。我也没有什么超乎常规的决窍，毋宁说用的是笨方法：陕西的柳青、杜鹏程、李若冰、魏钢焰、贺鸿钧等老作家和路遥、陈忠实等年轻作家的基本资料都在我的“作家资料”笔记里有所罗列。这一切，使我对陈忠实不至于一无所知，也决定了我向陈忠实组稿，就只能约请他写长篇小说（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没有可以发表中短篇小说的《当代》杂志）。
第三，当然也和陕西省作协向我推荐了陈忠实有关。正如陈忠实所言，“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向我推荐了陈忠实。
向陈忠实约写长篇小说的行为，今天看来，未必是成熟的表现，但也确实如陈忠实所说，却是真诚的，也是出于基本的信赖。以为陈忠实立即就可以写出好的长篇小说来，那是幼稚无知，但一个以文学编辑为终身职业的人，如果不想和有潜力的作家交朋友，那他除非是个傻瓜。事实证明，正是我和陈忠实始于年的真挚友谊，以及后续的服务工作，使他在20年后必然会把惊世之作《白鹿原》交到我的手里，一定会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
陈忠实是在农历腊月二十五，即年1月29日写完《白鹿原》的最后一句话。但他还不是由此可见，年在小寨街头，我在寒风中很有把握，他只是告诉妻子和孩子，同时嘱咐他们暂且守口，不要张扬。他怕的是，如果不是作品的艺术缺陷而是触及到某些方面不能承受，便只好将它封存起来，直到社会对文学的承受能力增加到可以接受《白鹿原》这样的作品再说。幸而，陈忠实说，年早春的某一天，他在清晨的广播新闻中听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摘录。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等等。他“在怦然心动的同时，就决定这个长篇小说稿子一旦完成，就立即投送出去，一天也没有必要延误和搁置。”于是，陈忠实写道：“我终于拿定主意要给何启治写信了……一封期待了4年而终于可以落笔书写的信，我将第一次正式向他报告长篇小说《白鹿原》写成的消息。”（见陈忠实《何谓益友》
如上所说，当我奉调到《当代》杂志当编辑之后，一直白癜风会治好吗北京哪个医院可以治疗白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