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7月的一天，朋友张剑锋带着一个人找到我家。剑锋介绍说：“这位是我大舅哥，是市政工程管理处的宣传科长，周礼俊。”老周看样子有50多岁，一开口便能看出这是位急性子、爱冲动的人。他说：“我就是爱打抱不平，听说你也是这号人，我就拉上他来找你了。老徐，去年的那场连阴雨你还记得吧？”
我当然记得：年夏秋两季，西安遇到了有气象纪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降水量最大的连阴雨，“霪雨霏霏，连月不开”。当时租住在农家小院的我饱受其害，苦不堪言。
老周说：“去年的10月15日，西安护城河上游涨水，而通往总出水口的咽喉——西门涵道却严重堵塞，河水眼看就要漫上河堤。西门河的沿岸有数百家工厂和居民院落呀！一旦河水漫上来，后果不堪设想啊！就在这时，我们处护城河管理班班长、36岁的杜仁仲赶到了。看到情况危急，被人称为‘水鬼’的小杜只身跳进城河，钻进涵洞清除洞内的淤积，不幸以身殉职……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勇士，处里的人却多有非议，说他是冒险，爱逞能，甚至骂他是‘二球货’。人都死了半年多了，单位至今没有一句公正的评价。小杜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家人不但没得到政府的抚恤救济，还要遭人白眼，听人非议！你说这社会还有公理和正义吗？”
听了老周的讲述，我也很气愤。怎么会是这样呢？小伙子毕竟是因公殉职，毕竟是危难关头舍生忘死挺身而出的勇士啊！
我对老周说：“你是宣传科长，应当找报社，请媒体为小杜呼吁啊？”
“唉，找啦。可人家说，这事影响很大，上面没表态，新闻有纪律，我们不敢贸然行动，你是有影响的工人作家，听剑锋说，你很快就调到报社了，我就来找你商量……”我是准备调入报社，但手续还没有批下来，可这事既然找到我了，我就不能装聋作哑。
随后，我放下手头的事，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对杜仁仲的事迹进行了全方位采访。当我确认“水鬼”杜仁仲是一位真正的勇士、可歌可泣的平民英雄后，我决定站出来，为这位英勇献身却遭受不公待遇的工人兄弟打抱不平了！在六合里那间破旧的小屋里，一夜之间写成了一篇近万字的报告文学《水鬼——一个悲壮的名字》。稿子杀青时我才发现，稿纸上留下多处泪痕……
我在文章的引言中写到：用谎言制造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我要写一个真实的人。
这种写真人真事的稿子是需要单位审查盖章的。在市政管理处，我见到了几位领导，他们都说文章真实感人。他们也在稿子上签了同意发表的意见，盖了公章。中午，他们在单位安排了饭局。席间几位领导说，虽然“文革”结束了，但极左思潮还很难清除。小杜平时不拘小节，遭人非议也是难免的。
难题摆在了我面前，这需要一个整版才能装下的稿子该在哪儿发呢？就在我犯难之际，北京《工人日报》的副刊编辑王恩宇突然光临寒舍了。我向王恩宇讲起杜仁仲的事，又请他看了稿子。这位从工厂走出的著名诗人当即表示：“我回京后立即将稿子送审。时代需要这样的平民英雄。”
不久，老王从北京打来电话，说稿子已通过终审，不日见报，请尽快找两张小杜的照片寄去。可是，36岁的杜仁仲竟然没有留在世间一张完整的标准相，更没有生活照。最终老周只找到了一张小杜在会上发言的照片，且模糊不清。无奈，我只好请时任西安晚报美编的大画家王西京根据这张模糊不清的照片画了两幅速写。
10月10日，《工人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我那篇报告文学（王恩宇打电话说，为了全文发表，总编毅然决定撤下了当天价值两万多元的广告）。10月15日，正是杜仁仲牺牲的一周年的日子，市政工程处召开大会，宣布：经省民政厅批准，追认杜仁仲为烈士，并追授“抗洪抢险勇士”称号，家属从此也可以按月领取政府的抚恤金了。我应邀参加会议。杜仁仲的父亲一再向我表示感谢，并老泪纵横地说：“我儿，总算洗掉了恶名了。”
年底，王恩宇又打电话说，工人日报拿我的那篇文章参加全国报告文学评奖，可惜终评时差了两票。我说：“谢谢老兄，这就够了。”
（～，我租住糖坊街六合里居民小院。六合里就是我笔下的“寂寥雨巷”。旧房仍在但已翻新，原为土墙瓦顶。这是三年前拍的照片。回首当年，不禁凄然。那篇报告文学也是在这小院里完成的。那年我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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