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刚
（吕刚，诗人，陕师大83级中文系，现任教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
我有过两次高考的经历。年，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结果，失败了。
年，我上了大学。这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第六个年头。
那年秋天，我从一个偏僻的乡村来到省城西安，到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报到。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
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学校所在的长延堡一带还很冷清、很萧条。隔着马路，师大西门就朝着农民的菜地。相对繁华的是小寨、钟楼一带，大家要买稍微贵重点的东西或是得闲逛逛街，就花一半毛钱，坐3路公交车，朝北去。那时大家的经济都紧张，很多同学，宁愿走路，或者搭乘农民的马车，也要把车资省下来。其实乘坐马车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坐在车上一面跟车主聊天，一面听马蹄敲打公路的踢踏声——反倒格外有一种情调在。朴实的农民也很乐意替大学生捎脚。尤其是漂亮点的女大学生。
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更无从体会。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时下走红的超男、超女在那些粉丝、钢丝眼里的份量，能否比得上当年的大学生在国人心目里的份量？我看不一定。原因是，人们对于知识份子、大学生，除了羡慕，还有敬意在。自然这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氛围有关。
那时的大学生一进校，第一件事，先把校牌戴在胸前。出了校门，个个抬头挺胸。鲜亮的牌子在阳光下一闪，呵，那个自得啊！其时，街上的行人、商店里的售货员，一见大学生，眼睛就亮，笑容就往脸上挂。（不要以为售货员没什么，柜台里的货品不是她家的，你得隔着半人高的台子，央求呢！）这些是虚荣。还有实惠呢。恢复高考制度的最初几年，大学生都享受着国家的“统包”政策，即不收学费，统包分配。进了大学，如同进了保险箱，四年出来，肯定人人有工作。哪像现在的毕业生托人情、跑市场，惶惶不可终日。至于师范学校的学生，就更是待遇有加了。除了学费、住宿费免交外，伙食费都是国家补贴的。我的记忆没错的话，男生一个月，饭票30斤，菜票25元；女生，饭票28斤，菜票30元。基本上不花家里一分钱，省点的，还有节余。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封家书里写给母亲的就是吃饭的事——天天像过年，米饭、大肉和包子，顿顿有。那时西安市内的高校，属陕西师大的伙食好。一毛五分钱的土豆烧肉，四毛钱的清真小炒，刚出炉的新鲜面包，能当点心送礼。真正的质优价廉！一到周末，附近高校的学生就来这边找老乡、会同学，打定主意吃食堂。临了，嘴一擦，屁股一拍，送上一句，不愧是陕西吃饭大学啊！
当然优遇的不止是食宿，最重要的还在于校园文化思想氛围之宽松与自由。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高校教书。几十年来，我越来越觉得今日的高校丧失了往昔那种好的氛围，空气变得凝重而稀薄，人们时常感到一种无形的、沉重的压力在心上。难道真是所谓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吗？我看也不尽然。
八三年，我们刚进校就赶上反“自由化”思想运动。当时表面文章也做。大会领导说，小会辅导员讲，哪些书能看，哪些书禁读。但是私下里，同学们争相传阅的都是不准阅读的戴厚英的《人啊，人》、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等禁书。学生会组织的活动很多。记忆最深的是著名诗人牛汉等人在联合教室里做报告。他们拿着已被禁止发行的最后一期《中国》杂志，告诉同学们什么叫做黑白颠倒——那本杂志的封面是黑的，封底是白的。这些事情都是在公开场合、领导和老师的眼皮底下进行的，大家不觉得会有什么问题。只能说，那时候人与人心是相通的。八十年代初的国人，刚刚告别了政治运动，大家心里很清朗。所以，学生关心国家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