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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戒烟记
文/萧跃华
三老者，何满子、来新夏、邵燕祥先生是也。他们都是浙江同乡，都有几十年的烟龄，昔日吞云吐雾不分优劣，后来告别香烟毅然决然，不知能否给瘾君子们些许借鉴？
何满子先生是浙江富阳人，原名孙承勋，自称烈酒、香烟、浓茶、熬夜、不锻炼“五毒俱全”。他酒瘾大于烟瘾，酒名大于烟名，反右运动中被发配到宁夏拉板，他还偷偷摸摸拿酒精兑水喝，险些丢了性命。
满子先生在年9月跋涉到延安之前就开始吸烟，8个月后，他从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申请退学，辗转于西安、成都、衡阳、南京等地。他走到哪儿，就吸哪儿的香烟，没有什么特别嗜好。“文革”中，他们全家发配回原籍浙江富春江，满子先生托同事寄来卷烟纸，自己动手卷旱烟，不亦乐乎。
花甲之年，满子先生才平反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最初凭票买牡丹牌香烟，市场放开后以吸红双喜牌香烟为主，烟朋酒友送来的高档香烟也偶尔吸吸。他晚年患慢阻肺，呼吸困难，要靠吸氧来调理身体，医生劝他赶快戒烟，他一狠心，吸了七十多年的香烟就这么戒了。自此直到去世，他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没有碰过一支香烟。
来新夏先生是浙江萧山人。他在读辅仁大学时就开始吸烟，用过旱烟袋，用过老烟斗，也用过报纸卷烟。他的烟瘾很大，有时一天两包还不能到夜，所以只能吸中档香烟，才能保证过足嘴瘾。
来先生课间休息时的头等大事就是吸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烟没有过滤嘴，来先生这支香烟快吸完了，立即掏出另一支捏捏，套在上面接着吸，无须另外“点火”。同学们就这么围着他问三问四，来先生也就这么一支套一支，边吸烟边认真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直到上课铃声响起才熄灭。
“四人帮”垮台后一段时间，南开大学老开大会，来先生有自己的“固定”座位，他一坐下，就从口袋里拿出小圆盒打开，再拿出一张纸，从里面掏出烟丝卷烟。那时会场没有禁止吸烟之说，吸烟的教授自然而然，被动吸烟的师生见怪不怪。
年底，来先生赴武汉参加全国地方志会议，一个多年未曾谋面的亲戚找上门来，医院检查身体，“零部件”都很好，但亲戚劝他最好还是把烟戒了。他谨遵医嘱，说不吸就一支不吸了。不久，来先生出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大家开玩笑说他有先见之明，不然堂堂馆长大人带头吸烟，成何体统！
邵燕祥先生年6月出生于古都北平，祖籍浙江萧山，他什么时候开始吸烟已模糊不清，但何时戒烟却记得一清二楚——年5月7日，邵先生晨起吸烟，发现烟叶变质，满嘴苦味，便将烟盒往垃圾桶一扔，从此便不再吸烟。
邵先生写东西时从不吸烟，怕天女散花般的烟灰影响写作情绪，这点和许多作家有很大差别。他初当烟民是“被迫无奈”，同事们丢烟过来，他不好意思拂了人家好意，只好勉强吸几口。后来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觉得有来无往非礼也，便开始自掏腰包买烟回敬“校友”。“文革”中，邵先生的母亲因为母亲知道儿子心里苦，不愿意、也不敢向他人倾诉，所以鼓励他多吸烟解闷，一来二去烟瘾就大了。细心的人会发现邵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前拍摄的照片，有相当一部分，手里都夹着香烟呢。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回乡探亲，母亲见我戒烟了便自言自语道：“跃华佬不吃烟哒，人都没有这么威武了。”母亲蜗居山村，大字不识几个，她觉得儿子吸烟才像个男子汉，不吸烟精气神都散了架。这种不计后果的母爱，如今的年轻人恐怕没有机会“享受”了。如果母亲健在的话，她发现吸烟后果如此严重，一定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不要“威武”而要“健康”。天底下的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健健康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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