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约中文系学子书写老师的念头萌生于一年前。在我们九一级一班返校看望昔日恩师之后，我们的小号便四处下帖，约请师兄师弟师姐师妹美文忆故旧，重温恩师教诲情，重叙当年校园事。李丁师兄便是首先想到的。李师兄81级，大荔人，诗情美文，朴厚为人，屡有佳作，初心不改。目下信息如潮，我们的小号甫一出生，便行寂寥，走的是孤独的路数。李兄来文，竟吓一跳，现下一诺千金者鲜矣，而君竟另辟蹊径，守拙念旧，不禁嗟之。是为记。
恩师傅正乾教授
李丁
毕业三十多年了，我至今仍记着一位老师课里课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再伟大的天才，也是三家村的酸秀才教出来的。”作为师范出身、曾拎过教鞭近十年的后来者，我深知自己既与伟大绝缘，又和天才不兼容，只是这个平凡世界里的一个平凡的人。我的这位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开拓出一片新领域，同时又是忠于国家、服务人民的知名社会活动家的老师，当然不是什么三家村的酸秀才，而是教书又育人、经师兼人师的一代师表。他不是别人，正是退休多年的陕西师大傅正乾教授。
按当时惯例，从大三开始，学生就要上选修课。秋天一开学，系里就让各人报自己的选修课。由于前两年已通读过《沫若文集》，又在报章杂志上读过不少傅正乾老师写的文章，我就不假思索地报了傅老师开的“郭沫若研究”选修课。没想到去食堂吃晚饭时，和我同行的班学习委员却悄悄对我说：“你报的选修课可能开不成了，原因是报名的人比规定的起码人数还少两个，你能不能动员一下平时追随在你左右的哥儿们弟兄也报报名，把课先开起来。据我所知，班上准备不报名而去蹭课的人绝对不在少数。”我说：“人各有志。为了自己让别人选自己不感兴趣的选修课，这种事我做不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我看最好还是听天由命！”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要去操场锻炼，平时爱睡懒觉的他，却意外地出现在楼梯口，拦住我说：“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课选成了。咱班的的一个女同学听说你选课的事，认为你已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开不成可就太亏了。于是，昨天一上晚自习，就带着她的两个好姐妹来报名，这样，你们不只达到了起码要求，还超了一个。你老弟真是真人不露相，和女孩子打交道还真有一手。今天有空找个机会，赶紧给人家道声谢，这样才貌双全的名花，追的人可多着哩！”我嘴里应付着，心里却在想：选课是个人的自由，为这样的事和女孩子套近乎，犯不着，还会在我的弟兄们面前落个话柄。因此，我就把这个老大哥好心的建议，当成左耳进右耳出的耳旁风。
开课以后，我终于见到了身材魁梧、声音洪亮、学识渊博、仪表堂堂的傅正乾老师。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第一堂课就来了不少蹭课的，第二堂课时，教室里就有点人满为患。而那位好心的女同学，就坐在我右边的桌子上，不过中间还隔了一个她的小姐妹。傅老师的课激情澎湃、绘声绘色，非常吸引人，我有时也左顾右盼，但始终没发现教室里有上课打盹或交头接耳的。教过大半辈子书的父亲经常对我讲，他们那一代教师，进课堂就像上战场，可我总觉得，傅老师走进教室，就像梨园名角儿登上了万众瞩目的大舞台。上傅老师的选修课，就是有一样不好，他每次指定阅读的参考书，一是太多，二是难找。当然，这个令同学们头疼的难题，对我来讲，简直就不是个事儿，因为我是有备而来，那些书，我前两年上现代文学课时就读过了。
选修课快结束时，傅老师布置了一个大作业，就是要求每个选课的同学都写一篇有关郭沫若作品的论文。作业一布置下来，正式选课的同学都忙活起来，只有我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还一如既往地读我的外国民歌，写我的抒情小诗。第二天上课就要交作业了，前一天中午吃饭时，和我住同一个宿舍，又是乡党的李寅虎兄都替我着急了，他提醒我：“现在还不动手，更待何时？”我笑着说：“吾兄不必着急，山人自有妙计！”晚饭后，同宿舍的同学去图书馆的去了图书馆，去教室的去了教室，我才一个人数了二十页三百字的稿纸，爬在公用饭桌上写起了规定不得少于六千字的大作业。由于我通读过《沫若文集》，也通读过《闻一多全集》，就别出心裁、信马由缰，对郭沫若的爱情诗集《瓶》和闻一多的第一个诗集《红烛》中《红豆之什》进行了比较研究。等同学们回到宿舍，我已在完稿的论文左上角订了一个订书针准备交差了。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傅老师给了我这个作业全班最高成绩，并当堂表扬了，让我这个平时不知天高地厚、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主儿，也感到有些不自在。他在评语中写道：“这篇文章有见解，有文采，我读得津津有味。建议对此文再做补充修改，下学期结束前作为毕业论文交上来。”因为毕业论文是一年后的事，而我计划中的毕业论文准备和“诗必盛唐”的传统论调开个玩笑，大写特写晚唐诗歌，周末回家后就给父亲说了文章的写作经过和傅老师的评语，父亲说：“我过去一直叮咛你要听老师的话，这一次你就直接到老师家里去，听听他怎么讲。老师表扬你，是鼓励你，你可不敢翘尾巴。到人家家里，一定要讲礼貌。”周一晚饭后，我就到傅老师家拜访。傅老师开门时一看是我，非常高兴，就对师母宋老师说：“快出来，那一天晚上我让你看他文章的那个学生来了！”在书房坐下后，他又把他在课堂上和评语中的话重复了一遍，并给我讲了他看了我的作业后非常兴奋，大声给师母朗读我的文章的情景。我只好告诉他，我没有像别的同学那样整理卡片、记笔记，因此，要补充、完善作为毕业论文上交可能还有些麻烦，怕改不好辜负了老师殷切的期望。傅老师说：“你的阅读能力、记忆能能力、思辨能力、表达能力，在你们这届同学中都是一流的。只有你的论文，我不用再为错别字担心。听招生的老师讲，你是你们年级全系招的第一个学生，成绩比最后一个学生高三十二分，英雄出少年，的确不容易。你刚才说的那些困难，只要你努力，我相信不会再成为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我和你师母随时欢迎你来访。”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我在傅老师的指导下，仔细通读所有相关作品，并根据相关资料编出作品系年，又根据他推荐的大批新书，认真做卡片，详细记笔记。我如今即使外出旅游，也随身带着笔和本子，随时随地记下自以为重要的念头和资料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由于论文修改补充的全过程都是在傅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因此在大学时期最后一个春节前系上布置毕业论文后我提前向他交差时，他也就效法大德通儒的风范，给我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也来了个面署第一，让我安安心心地回家过大年。
我毕业到单位上班后，父亲叮咛我一定要我回母校向傅老师汇报一下第一次给学生上课的情况。他还对我说，他才知道，上世纪五十年在西安市十六中教书时的同事，和他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王敬老师，是傅老师多年的老同学、好朋友，也让我代他向傅老师问好。我到家里见了傅老师，他对我说，你毕业分配被小人暗算的事，再不要说，我都知道了，系上许多专业课老师都同情你，为你抱不平。我认为，不管到了哪里，只要不放弃，肯努力，最终总会有所成就的。”他又问我离校时的情形，我说单位派了一辆北京吉普来接，宿舍同学和外系的好朋友帮我把东西抬到车上，还有一个考上研究生的同学随车去单位帮我整理了办公室。他听后，笑着说：“好，好，好！这样老师就放心了！”我又问他认不认识王敬，并转达了王叔让代他问好的意思。他听了后，大吃一惊，说：“你认识王敬！我们过去是肝胆相照的生死之交！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你爸肯定就是那位学英语出身而又把语文教得在全市都数得上的李老师，过去和他一样，因为课讲得好，深受师生拥戴而被校内无耻小人迫害。我就说么，师大这么多年，都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现在明白了，你是我们自己人的孩子，也只有我们这些人的孩子，才可能有这么优秀！”接着，他就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走上过作单位后，一定要提防单位里的“小国之君”，并一再提醒我说，这样的小人可恶得很。
教书八年，由于蹉跎岁月，碌碌无为，我也就不好意思回母校见傅老师，但在校内外碰见，我当然还是一如既往地执弟子之礼。毕业时留校搞后勤的张毅兄曾多次提醒我：“傅老师很关心你的情况，问过了多次，你有空一定要多去拜访！”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单位也遇上了“小国之君”，这个“小国之君”尤其可恶！正因为这样，想有所为而又不能为的我，只好放弃自己“教育报国”的雄心壮志，到一家杂志社做了编“报屁股”的“无冕之王”。
由于杂志要编“名家专栏”，而傅老师又是社会名流、学界泰斗，我自然就想到了他。当时公务繁忙、课头众多的傅老师，欣然答应了我的约稿，并在截稿日期前两天让我拿到了用工楷抄写誊清的文稿。给他送样刊时，我给他说了想约畅广元老师稿子的想法。因为我上学时拜访过畅老师几次，毕业后在一些文艺活动场合又多次碰到畅老师，畅老师就理所当然知道我有他的电话，而我又不好意思要。傅老师说，你把要求说清楚，老师先给他打个招呼，我把电话给你，你再与他联系。等我过了几天与畅老师联系时，他说已听傅老师介绍过我的情况，一定大力支持我的工作，并说稿子已按要求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来取，如有不合适的地方，就自行删改，不必征求他的意见。我知道我拿到的不只是稿子，而是两位名师对晚辈的支持、鼓励和提携。鉴于我过去执教时的教训，傅老师总是想在他的关照下，让我在新闻宣传这条路上走得舒心一些、畅快一点。他先让我带着他主编的精装大部头典籍去拜访我们上级部门的一把手，又向经常和他一起开会的主管部门二把手打了招呼，并请他对我予以关照。但对我写东西，他的要求后还是像过去一样严格。记得有一年我从当年“智取华山”的小路徒手爬上了华山北峰，激动之余，就写了一首长达数十行的《重踏英雄登山路》，并在我编的文艺栏目发表。当我兴冲冲地拿着样刊向他请教时，他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于铺排，抒情气息不浓，显得不够形象，不够生动。他拿出他去宝鸡视察时当地有全国影响的代表诗人商子秦送他的一套签名本诗集送给我，并一再叮咛我要多读书，多走动，创作冲动非常强烈时再动笔。
十五年前，我的诗集《那西沙斯·水仙》正式出版，长期和我相处、情同手足的两位西安民族文化艺术界的名流联名要给我办个诗歌创作研讨会。尽管有个别师友因为我是无名之辈而故意抵制，而到会发言的专家、学者及社会知名人士，还都是事先准备好发言稿认真对待的。最让人感动的是，当时已七十高龄的傅老师，不只顶风冒雪亲自赴会，还在最后做了长达半个小时的总结性发言。他不只分析了我诗歌的显著优点，更指出了明显的不足，甚至书中仅有的一两个错别字也让他拿出来示众。会后，我的师兄、著名作家、《教师报》资深记者雷电感慨地说：“你一定要记住傅老师的恩情。老人家读你的作品真正下了大功夫，就像他过去研究郭沫若那样研究你。你看人家讲了半个小时，没有一句空话、废话、客套话。”安排人送傅老师回家时，我请求他把讲稿留下来，找个机会发表一下。他说：“不用急！今天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很受启发，有些提法还要修正，文字也要再润色。我回家修订好后，给你打电话。”果然，三天后，接到傅老师的电话，说文章已经改好，让我过去取一下。当我赶到他家，接过那一厚叠用工楷抄写誊清的文稿时，我的眼眶湿润了，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明白，我手里捧的不是一叠文稿，而是一代名师奖掖、扶持晚辈的一颗纯洁无私、滚烫炽热的丹心！
去年教师节前，一个比我低十级的师弟打来电话，建议我写一下傅老师，并说他相信我能写并能写好。遗憾的是，由于诸事繁杂，我虽然答应了下来，但仍迟迟未能交差。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是一度教师节。昨晚一个人在卧室收看有关教师节的节目，我又想起了傅老师。今早黎明即起，欣然命笔，不知这篇仓促之间一挥而就的急就章，能否让我的同学朋友、师弟师妹们满意。至于恩师傅老师，我只有在大家都认可后，才敢面呈讨教。记得我的一位老师曾叮咛我：“戏没唱到满堂彩，千万不敢在自己家门口唱！”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一日
于西安雷神庙
李丁，年5月生，陕西大荔人。现为陕西省委机关刊物《当代陕西》杂志社第二编辑室副主任，副编审。
年6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年7月到陕西省建材工业学校任教。执教期间，语文第二课堂活动成绩突出，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和《教师报》都对其做过专门报道。年调任陕西省委《共产党人》杂志社编辑，年并入新组建的省委机关刊物《当代陕西》。年被评为陕西省优秀新闻工作者。
年在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其通讯散文集《温馨与光明》。年在三秦出版社出版其抒情诗集《纳西沙斯·水仙》。年在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其诗集《日丽中天》。
其创作情况多次被《陕西日报》、《三秦都市报》、《西安晚报》、《文化艺术报》、《教师报》、《陕西广电报》、西安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专题介绍，已在各种报刊公开发表通讯、散文、诗歌、论文等余篇。其撰写、编辑的稿件、栏目共获各种奖项90余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