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西安晚报》——真情回忆
在高山顶上
——致祭陈忠实先生
□王小旗
一部《白鹿原》，让陈忠实先生突兀地站在了高山顶上。二十多年前，《白鹿原》的出版，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件壮丽的大事。当时，我捧读了一遍《白鹿原》后，不能自禁地又连读了两遍，每一遍阅读的时候，还要忍不住把读过的部分，再翻过来重读，有几个晚上，到我极为不舍地合上书准备睡去时，却发现窗户上已透出亮白的曙色……我追忆我的阅读经历，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如《白鹿原》一样吸引我，让我彻夜不眠，不读透不能释手。
把文学创作放在心上的我，就这么不讲理由地敬仰上了《白鹿原》，同时更敬仰上了它的作者陈忠实。但我知道，这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这将是我热爱文学的心，要始终坚持的事。在《白鹿原》之前，我就兴冲冲地读到过陈忠实的《信任》《康家小院》《初夏》等不少中短篇小说。说实话，我不是个好读书的人，而且是我的时间也不允许我把能拿到手的书都读一遍，我是有选择的，选择我喜欢的作家，发现或是听说了他的作品，就一定要找来捧在手上读它一个透。陈忠实无疑是我喜欢的一个作家，所以我就特别喜欢阅读他。那么，我为什么喜欢他，并为什么喜欢阅读他？到我静下心来写这篇短文时，梳理了一下，好像有千万条理由，但要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说出来，我又一条理由说不出来。这叫我气馁，好像是，世间能说明确的喜欢，就不是喜欢了。
我如此诠释我喜欢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可能没多少人赞同，因为连我自己，就特别不能苟同。但我经历了一次文学活动，十几个来自不同省份不同领域的作家朋友，在贵州一个叫贞丰的县里采风，晚上在一起吃西瓜聊天，不知是谁扯起的话头，论说起了百年中国的文学，要大家说出各自心里最有分量的一部长篇小说，结果是，所有的人，都说了《白鹿原》的名字。下来又报第二部长篇小说，分歧就来了，不过还较集中，是四川籍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下来再报第三部长篇小说，各人报的名字各不相同，完全评不到一块儿。这个聊天式的评选，是不是我喜欢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的理由呢？我想一定是了。
然而，仅有这一条理由够吗？我知道是不够的，我们从他的身上，应该还能找到喜欢他、热爱他的一些理由，譬如他的质朴，他的真诚，他的执着，他的倔强等，这许多特质，在他人的身上也许都存在着，但我认为，都不及陈忠实来的彻底，来得通透。
回想我和他交往三十余年，酒是喝过一些的，但大多时候，都是会议上的酒，很少私人间的杯来盏去。有一件事我一直记着，一次作协会议，讨论一位作家的作品，我就坐在陈忠实的对面，他介绍起别人来，名字脱口而出，不打一点磕碰，轮到介绍我了，他挠着头记不起来，旁边的人提醒他，他噢了一声，再介绍时还是介绍错了我。这件事过后一天，他给我打了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他要请我吃一餐酒。我当时确实有事，就委婉地推辞了。可是，没过两天，他又给我打电话了，在电话里他说听人说了，说我攒了些老西凤，他喝酒只喝老西凤，不知我可舍得一瓶，让他饱一饱口福。这么在电话里一说，我也不能再推了。于是，我怀抱一瓶墨瓶的西凤酒，参加了先生的酒席。
去的路上，我猜可能还会有人作陪的，可我到了后，却只有先生一人，坐在一个圆桌的一边，笑笑地让我坐在了另一边。这也就是说，这一餐酒，没有别人，就只我们俩人。
我把抱来的墨瓶西凤酒交给服务生，要服务生打开的时候，先生从他的腿边拿起一瓶比墨瓶西风更老的老西凤，向我扬了扬，说咱们喝这瓶怎么样。我是好酒的，而且最好存得有些年份的老酒，所以我不能强调我带来的墨瓶西凤，应和着先生的意趣，来喝他带来的老西凤了。不过，至此我还不知先生何以请我吃这一顿酒。还好，三杯酒下肚，先生自己说出来了，说他设宴是为向我致歉的。他何歉之有？我恍惚起来，听他怎么说。他说了，在那么一个会议上，他叫不出我的名字，让我丢了面子，他是必须要给我当面道歉的。我是个什么人呢？值得先生如此记挂！值得先生如此抬举！我被感动了，也敬先生，连着灌下喉咙六杯酒。
那个时候，我在《西安日报》主持工作，因了那一餐酒，报纸有对先生的需求，我便打电话给他，而他有求必应，赶着点儿，会把报纸需要的文章传过来。要知道，那都是些应景的文章，像他那样受人敬重的大作家，一般是不会写的，可他没有不高兴，没有不愉快，认认真真地都写了。特别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我们在报纸上给先生开了专栏，每天一篇文章，从开赛的头一天起，一直到落幕的那一天，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他不断头地写，而所有的写作，都基于他晚上观看足球比赛时的体会和感受，连续几届，俨然成为我们报社最为忠实的撰稿人。因为是他的观感，阅读者自然上心，为《西安日报》的市场表现，添了不少彩。
年的时候，我离开了西安日报社，专心于我的文学梦想，从此我与先生的交往多了起来，特别是近些年，隔上三两个月，不是我请先生出来坐，就是先生打电话请我到外边坐。这时候的先生，虽然还爱着他专爱的老西凤酒，但他还是坚决地戒掉了，我们坐在一起，我还喝我爱喝的老西凤，而他改喝了喜力啤酒，我们东拉西扯，文学是要说的，而生活则成了我们拉扯得最多的话题。不论谈文学，不论谈生活，我听得出来，先生对我写作是很在意的，他希望我能有所成就。我感激他对我的关心，到我们的聚谈结束时，我是要主动埋单的，但却不能，先生非得自己埋单，我如果坚持，先生还会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发起脾气来。我就只好妥协，依先生的脾性而为了。
我白吃了先生多少次酒饭，现在是说不清了。不过，我劝过他，让他少抽一点烟，可他哪里能够少抽，四棱棒棒的雪茄，抓在他的手上，像他须臾不能离手的钢笔，他放不下著书立说的笔，自然也放不下雪茄，此之两物，如他生命一般，是要与他共生死了。4月29日，惊闻先生仙逝，特以此文为祭。
君子之风
□高亚平
4月29日上午8时，我正在家中习字，突然接到了吴克敬兄的电话，他沉重地告诉我：陈忠实先生走了！我听了一呆，尽管我知道先生生病已有年余，且病情似乎不大好，已有了心理预期，但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感到有些突然。我连忙追问这消息的来源，并希望着这是讹传，但克敬兄的一句话，彻底让我的心跌到了冰窟，他说，是你嫂子打电话告知我的。我立即知道，这消息是确凿无疑的了，因为吴夫人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她医院了。我的心立马乱了，一种无言的哀痛，如漫漶的水，瞬间浸透了我的心。
我和陈忠实先生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这种交往的缘起，完全得益于我的先生、文学评论家王仲生。王先生早年曾在灞桥区某中学执教过多年，陈先生其时恰在灞桥区文化馆工作，两个单位相距很近，俩人又有共同的爱好，他们的情谊就是在此时结下的。后来，王先生调到了西安师专，陈先生调到了省作协，俩人的家虽然相距较远，但心却愈走愈近，来往更密。我就是在王先生的家中，认识陈先生的。而后呢，便慢慢地熟络起来，有了交往。此后，王先生请陈先生聚会，或陈先生请王先生小聚，我也得以叨陪末座。席间，闻听先生们闲谈，尤其是他们在文学上的交流，让我获益多多。而陈忠实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也慢慢地固定下来，这就是质朴、谦和、耿直、温厚，有关中男人风，有长者风，当然，亦有君子风。
是年秋天吧，一次，新疆乌鲁木齐市文化局局长张自力自疆来西安，提出想拜见一下陈忠实先生，我打电话邀约先生，先生起初有些为难，但一听有远方客人至，最终还是爽快地答应了。那晚的聚会在未央区石化大道旁的蒙古大营，吃的是烤全羊，喝的是青稞酒。参加者除了陈先生、张自力和我外，还有王仲生夫妇、文汇读书报的编辑朱自奋。席间，蒙古族歌者边唱着酒歌边敬酒，他们讲究敬酒时歌不断酒不断。敬到陈先生时，仅一曲歌，就让先生干了三碗。那晚，先生的兴致颇高，酒兴也颇豪。谈话间，时有妙语迸出。记得小朱给他敬酒时，他还诙谐地和小朱开了一句玩笑：“你和朱自清先生是亲兄妹吧！”把一桌人都给惹笑了。那天事后我从王先生处得知，陈先生那晚有事，但为了照顾远方的客人，他把事情推掉了。我听了，心中既有几分歉然，又有几分感动。
年，我在西安晚报社副刊部当编辑，记得是夏天吧，我向先生约稿，一周后，先生让人送来了《办公室的故事》一稿。我在编辑时方得知，陈先生当时正做着办公室的高桂滋公馆的东厢房，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曾于此将蒋介石先生软禁过五六天。陈先生就是据此段史实，又结合自己的一些经历，写成此文的。此文写得极好，但在编辑过程中，我发现有一处文字，似乎不大适合见报。我作难了半天，还是决定打电话和先生沟通，并谈了我的观点和担心。先生听了，表示首肯。一位声誉满天下的大作家，能虚心接受一位小编辑的意见，让我委实没有想到。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先生的谦逊。
年春天，太白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散文集《谁识无弦琴》，我想请陈忠实先生为我的新书写篇序。此前，我从熟人处得知，先生已有言在先，此后不再为人作序。因先生之前为人作序时，曾批评过某人的文章，某人不悦，颇有微词，先生得知，颇为不快。但在一次聚会时，我还是把此事说了。没想到，先生竟然痛快答应，这让我十分高兴。于是，把书稿送给先生，半个月后，三千字的序言写竟，陈先生电话告知我，并让司机把手写序言复印件送到报社。我拿到序言的那一刻，很为先生奖掖后学的古君子之风，而感动了一番。
人生亦有涯。当年弘一法师谢世后，丰子恺先生在悼念其师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敬爱的弘一法师，我希望他在这世间久住，但我确定弘一法师必有死的一日，因为他是‘人’。不过死的时日迟早不得而知。”人生世间，每个人终究都有化去的一天，这对亲朋来说，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但也没有什么，这正如花之开谢，再自然不过。然而，只要这个逝者有精神产品存世，便可以谓之不朽了。陈忠实先生可以说是不朽的了。中国古人把逝去的人谓之归人，意思是回归自然的人。于此，我也恸别先生，愿先生往生极乐，回归自然。
陈忠实先生
□朱鸿
陈忠实先生有宝石一般的品质，群贤相集，众士相会，一旦论及先生，凡男女老少，总是交口称颂，完全由衷。
我从未看到谁指责过陈忠实，或表达过其菲薄的。先生也非圣者，脾气发作，难免怒形于色，不过他瑾瑜灭瑕，深具内在的温润。
年春夏之交，他至出版社向李佩芝交稿，是关于泰国的一组散文，我初见先生。他头发略分，朗朗笑着，露出了一个灞河汉子的白牙。不胖，然而脸上还是有肉的。一部厚重的可以立身安命的小说完成以后，先生脸上就只剩下皱纹满布的皮了。年3月23日下午3点56分我和他通电话，觉得先生的声音十分柔瓤，不禁临窗心酸。岁月不饶人，也不饶先生啊！
我和他没有机会共谋其事，同理其事，往来并非最多，不过淡然处之，也许还能导向最亲，因为心贴就是最亲了。年以来，先生约我吃饭数次，除了司机，就是我和他。总以为先生有什么事，然而直到放箸付款，离开餐桌，他也只是问了问我的情况，不言其他。他常常会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之中，沉默着，无意之中惆怅一声，终于无语。先生有他的特点，从不贬人，从不骂人，此贵于吾辈矣。我和他吃饭，每每是先生掏钱。我望着他提取了口袋里的一叠人民币，步出包间，过一会儿，又望着他步入包间，坐下来吸几口雪茄，说：“走。”我怎么不懂由我结账才是礼呢！然而经验告诉我，我掏钱他真会急的。从命吧，这也是尊敬。
先生一直善待我，我是有感动的。求字送客，我懂尊重其劳动，然而尚未探价，他便说：“你来，你来，来就行了。”敲门入室，略作招呼，先生遂递我一个书袋说：“这是一幅，你送客。”又递我一个书袋说：“这一幅，也给你，你不嫌就留下。”淡然笑着，使我如享熏风。刘茵编辑我的散文，需要一篇评论配发，我开口请先生之作，他说：“好！你什么时候要？”在约定之日，我登堂取其文章。他先给了我一份复印件，后又持一份自己的钢笔件说：“这也给你吧！”出乎意料的惊喜，仿佛天窗悠启，阳光旋照，一片明亮。先生鼓励我参加鲁迅文学奖评选，遗憾铁幕难破，我遂一耸二毛，扬声告别了。先生说：“情况我也知道一点。既然这样，不参加也罢。”此乃理解，也是安慰，若空谷幽兰，旷野素菊，足矣！我有感动，先生一直善待我。
我不能想起自己为陈忠实先生做过什么。只记得拂逆他，一而再，再而三，可恶至极。
年，我编辑了他的文集五部，行世在即，打算举办一个新闻发布会。出版社不愿意有花销，就把负担转嫁给先生了。幸而一家企业慷慨资助，问题得以解决。企业欲通过新闻发布会腾声三秦，这也很是正常，遂提出由其老板主持。先生约我见面，茶饮之间，悦然相告企业支持之事。获悉新闻发布会要由企业老板主持，我劈头盖脸地说：“这不行！版权是出版社的，必须由出版社领导主持。”先生一愣，又说：“我已经答应了。”我说：“陈老师，答应了也不行啊！可以给老板增加一些节目，主持必须交出版社领导主持。”先生骤然发火，怒冲冲宣示新闻发布会作罢。不料形势如此，我遂婉转校正。经过反复协商，新闻发布会归出版社领导主持，然而程序多有空间，以让企业老板亮相，事遂顺利且圆满。先生轻松愉快，竟向领导夸我厉害，可以重用。实际上我根本不满意领导，也不为出版社争什么。我只是遵循一个道理和规矩，而且坚持这一点。
还有一次，我邀三五朋友小聚，先生说：“某某几次要见我，干脆喊他也来，就算见了。”窃以为某某不纯，便没有允诺，也没有通知。那天晤飨，先生注意到某某不在，就问我：“某某没有来？”我恬然且怡然地看着他，没有正面回答。先生略有色作，说：“不就是加一双筷子的事么！”我不语，恭候他之平静。俄顷启宴举杯，先生遂开颜而乐。半年以后，某某便以其莽撞之举彻底得罪了先生。相信先生的明白，我也没有再解释什么。
我的认真，我的偏执的认真，不含糊的认真，不得体的认真，不领情的认真，不蹈孔门的认真，不会圆融的认真，一而再，再而三，顶撞着先生，一个兄长，一个前辈，一个文学事业辉煌的人，一个社会声望甚盛的人，一个道德律极高的人，一个尊严感颇强的人，一个性格坚硬的人，一个谨防冒犯的人。然而先生一次两次三次地理解了我，宽容了我，原谅了我。他对我没有丝毫的疏远，没有任何的讨厌，没有微茫的旁敲和侧击，反之，他待我越来越好，越来越信任，甚至越来越喜欢。这个春天，为什么我总是伤感？为什么我常常落泪？我想看一次先生，然而不便，不成！
记得年，文学院有意成立一个写作中心，委托我邀先生做主任，他欣然响应，然而拒绝报酬。我再见他，告知文学院领导的意思：主任怎么能白做呢！所以不确认报酬是多少并接受所付报酬，写作中心成立的程序便不能向前走了。先生转过脸，睁大眼睛，目光直视，声情并茂地说：“你看：我有工资，有版税，字也有一点润格，还在别的大学做一些事，这就够了。担任写作中心主任，我能做什么就会做什么，只是我不能再拿报酬了。我很清楚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要合适，不能过。我不能过！”我知道了先生的所想。此肺腑之言，给了我难得的启示，文学院领导也啧啧赞之。
先生是一个久经儒家文化浸润和陶冶的人，其动心凝虑，举手投足，皆有仁义礼智信的约束。儒家文化在20世纪持续衰落，至21世纪，究竟几人还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呢？
秦岭嶂峦，东西横贯。天街犹在，南北纵穿。一日照空，万木尽繁。先生之正，馨必飘远。
4月30日《西安晚报》——晚报情缘
他的离去重于泰山
□周媛
曾经无数次地写过有关陈忠实先生及《白鹿原》的报道，从没像这次的笔如此沉重。眼泪不断地打湿键盘，心痛、悲凉的感觉阵阵袭来。陈老师，您走得可安详？
认识陈忠实先生至今已有20多年。年陈忠实的长篇巨作《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这是继路遥《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后，陕西文学的又一重要收获，引发了文坛震动。获奖不久一个晴朗的夜晚，在南大街的一处茶社，西安晚报专门为陈忠实获奖举行庆功会。此时的他刚50岁出头，言语不多，为人谦和。只记得王愚先生发言时激动异常，贾平凹称自己“喜悦如莲”，而陈忠实的致辞整理一下就是一篇美文，那么真诚，那么自信，他言谈的核心就是“文学神圣”。
20多年来，每当想起陈忠实这个名字，就让人觉得温暖、踏实，“静水深流”这样的词用在他身上再恰当不过。
昨天下午，我赶到省作协，作协大院高桂滋公馆门前人潮涌动，花圈遍地，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自发而来。这里曾经诞生过一位伟大的作家，这里曾留下他的足迹、气息，镌刻在巨石上、出自陈忠实之手的“文学依然神圣”几个字依然遒劲有力，而我也曾多次来这里采访过他、请教过他。
恍惚间，陈忠实先生仿佛并没有离我们而去，推开他的房门，他还会客气地迎你进门，亲自倒水泡茶……
一个人能让别人时时记着他的好，不是一天的事，而是无数次的真诚换来的。陈忠实的性情就如他的名字，从不来虚的。他曾说：“真话不方便说时可以沉默，但决不能说假话。”
他长期生活在城市，但在骨子里依然有着农民情结。北京人艺剧组创排话剧《白鹿原》，几次来西安体验生活，他带着导演林兆华、主演濮存昕等一干人原上原下地跑，看窑洞、看农具、看牛羊，对农村的一景一物都那么熟悉、亲切。他跟老农拉家常，跟老腔艺人聊天，开怀大笑，不知道的人分不清哪个是老农哪个是他。电影《白鹿原》拍摄时，我曾随他到合阳拍摄现场采访，零下12摄氏度的气温，老人家一待就是一天，始终兴致勃勃。
陈忠实先生跟晚报的交情很深，常说自己是晚报的忠实读者，每年都提醒我给他送晚报的报卡，有什么独家新闻也第一时间告知晚报。年我被抽调到世园会搞宣传，一天接到陈老师电话，他听说世园会的一些石头上刻有他的书法，想去看看，让我帮忙联系。那天，陈老师在报社副总编程建设陪同下，坐着电瓶车在园子里游览，在大型沙雕《白鹿原》前驻足，在他的书法前凝神，我们拍了很多照片。结束后他执意请我们吃饭，挡都挡不住。
他是一个重情的人，吴天明导演去世时，晚报上发了一张吴天明、张子良和陈忠实当年一起吃泡馍的照片。陈老师看到报纸后，给我打电话想找到这张照片的原版。几经辗转，终于打听到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著名书法家、作家马治权。我跟马老师联系，他很快发来原照，我洗印放大后给陈老师送去，他捧着照片端详半天说：“这上面的三个人两个都走了，当年都是多么好的朋友，谢谢你呀！”
陈忠实先生有时也郁闷，作家丛维熙从北京给他寄来《白鹿原》的盗版书，以及冠以他名号的低俗之作。他叫我到书房，打开柜子，20多种《白鹿原》盗版赫然眼前。而那些低俗之作的扉页上竟也煞有介事地写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他对此无能为力，只能通过晚报呼吁读者不要上当。
想起来，他还冲我发过火。我朋友的姑娘路惠婕喜爱文学，准备出一部散文集，想请陈老师过下目，看能不能写篇序言，把孩子鼓励一下，陈老师答应先看看书稿。回家后发现书稿里放了一点稿费，就给我打来“年轻人创作我会支持，但给任何人写序我都不会收报酬！”不久，陈老师让人送来手写的序言，足足八页稿纸！
一年多来，陈忠实老师因为身体原因，很少出席活动，我们见面不多，仅有几次让他签书。每次打电话问情况，他都说：“人不美。”“吃药了吗？”“不顶啥！”生病期间，他集中看了一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他说：“看看人家的作品，咱们也可以从中借鉴。”可以说，他生命的最后，一直有文学陪伴。
去年11月30日中午，我和朋友搞了一些爱心萝卜、白菜送到陈老师家，医院打针回来的陈老师尽管身体虚弱，但见到我们到来十分高兴，聊了好一会。阿姨说，好长时间都没见他说过这么多话。我们都在想，陈老师过了年就会慢慢好起来了，他离不了秦腔、足球、羊肉泡。
年4月29日，“五一”前夕，艳阳中的我感到透骨的寒意。这一天，中国文坛一棵参天大树轰然倒下了，好在有作品。
作为一个作家，他是成功的；作为一个人，他的离去令无数读者、朋友伤怀、追忆；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他的离去重于泰山。
他是陈忠实。
那些记忆沉甸甸
□高西广
在我看来，没有事情发生，有时便是最好之事。年4月29日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相安无事的一天，却让我失去了尊敬的叔叔与哥哥。
他，就是著名作家陈忠实。或许你们会觉得奇怪，为何一个人能既是我的兄长，又是我的叔辈。老实讲，我很享受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因为我深知，他拿我当自己人。很遗憾，未能见陈老最后一面；很遗憾，未能在他罹患疾病时看看他；很遗憾，他就这样走了。坐在电脑前，想说的有很多，却又不知如何开始。思来想去，就让我再与陈老最后一次对话吧：说好了要去看您，您总是说我工作忙，而您身体很好，不用来，打个电话就行。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您就这样走得匆匆。
记得与您相识是在上世纪末，当时您的《白鹿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而陕西也成立了一支职业足球队。虽然我们只是偶然相遇，但聊起足球，您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毫不夸张地说，您对足球的理解，让刚当体育记者的我受益匪浅。后来，我帮助国力成立会员俱乐部，您自告奋勇地担当起了荣誉会长的职务，百忙之中，您还为会员俱乐部出谋划策，提出了很多好点子，例如组织球迷随队远征。年，咱老陕球迷远征长沙，为自己心爱的球队冲甲摇旗呐喊。彼时央视评论员曾说，在赛会制比赛如此长的时间里，能组织这么多球迷，到异地为心爱的球队加油助威，这在中国足球历史上尚属首次。记得在陕西国力队实现冲甲目标后的一次庆祝活动中，我和您相邻而坐，您向我谈起是如何喜欢上这黑白相间的“玩意儿”，这竟与我同步。您告诉我说看世界杯始于年，那一年我刚大一，度过了第一个与世界杯有关的夏天。您说当时您在文化馆工作，文化馆里有台黑白电视机，大家那个夏天都在看足球，之前没看过，只是看个稀罕，但看多了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谈到年的世界杯。您说您当时在乡下，家里虽然有了电视机，无奈信号不好经常看不到图像，您笑着说，电视机成了收音机。听足球比赛解说在您看来不过瘾，所以就骑着车跑到熟人所在的村子去“蹭”球看。有一次下着大雨，路也不好走，来去十几里，看完球凌晨骑车回家险些摔倒。我记得您当年的话，您拍着胸脯说自己那时年轻，熬夜、赶路都不在话下，毕竟比赛的魅力是风雨无法阻挡的。
您曾告诉我说，作家能妙笔生花，而那些球星可谓足下生花，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皮球，在他们脚下玩出了花样，您也会不由得发出感叹，恨不得自己也想找个圆物试上两脚。那时候您说您在想，中国队要是能打进世界杯，您可能会看得更热情更投入。国足年冲进世界杯那天，您说你激动得想哭，我知道，那眼泪是热爱的注脚。
我在国力会员俱乐部帮忙那几年，起先总是让工作人员送球票给您，后来您坚决不要，说自己要是在西安，如果去看球会买张球票，“因为掏钱看球的感觉不一样”。我那时也曾好奇，看惯了高水平比赛的您，为何会如此痴爱这支队伍，您说促使自己把足球和城市连接在一起的出发点，是ESPN对年中国足球甲A联赛陕西国力首次主场比赛的转播。同样见过大世面的ESPN的解说员，竟然连连惊呼陕西球市的火爆场面，用词为“震撼”“振奋”。解说员大为惊讶地处中国的西安，居然有如此“令人眼前一亮”的高质量的草坪，您说，作为陕西人的您，真的感到自豪与骄傲。
您还曾自豪地告诉我说，您永远都忘不了从省体迸发出的震撼，那是属于陕西足球的美好年代。在这片黄土地上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底蕴，滋补了像路遥、贾平凹这样出色的作家，您也希望，足球能像文学一样，在这里蓬勃发展。所以您曾说，如果世界杯、中国队或者陕西队的比赛同时进行，您的第一选择是看陕西队的比赛，因为黄土地是您的家乡，其次会看中国队的比赛，因为是您的祖国。您说，情感是有距离的，离得越近感情越深。
国力出走他乡，而您对陕西足球仍一往情深。有一年我们部门举办民间足球联赛，您不仅出席开幕式，亲自上场开球，还主动要求当民间足球联赛的形象大使。因为中国职业足球假赌黑，让您对中国足球一度失去信心，您一度告诉我不会再关心中国足球了，我听得出，那更多是您的气话。
提及足球，最令我难忘怀的是，年《西安晚报》第一次给您开世界杯球评专栏，您写好稿后顶着烈日骑车送到报社。有次在报社门口遇见您后，我说以后我去取稿，您拒绝了，说稿子一定要亲自送，“不为别的，我人生中最大的快乐，就是足球能发泄我的感情。”关于足球，您还有许多名言，例如“先是个球迷，其次才算个作家”，这是您曾经一篇回忆性文章的题目，也是您一生的缩影。您看球激情狂热，作品则充满黄土地的厚重雄浑，这一张一弛，令您的人生轮廓更加清晰。
清晰的，还有这些记忆，与您的旷世巨作一样，沉甸甸。
无语凝噎泪别陈老师
□贾妍
那是年的暮春，我第一次见到陈忠实老师。在陕西省作协，一个挂着门帘的办公室里。陈老师点着雪茄，讲述他写作《白鹿原》的过程，灯光昏暗，当讲到他完成最后的写作时，他停住了，泪水涌出眼眶，他好长时间都没有再说什么，而我亦无言，只是静静地望着。今天回想起来，恍如眼前。
那时，我当文化记者没几年，无知无畏，这篇釆访陈忠实获茅盾文学奖的文章，写了大半个版。而在这之前，我只写过豆腐块，短消息三五百字，长通讯也不过千字文。最要命的是，那之前从未见过陈老师，只是喜欢《白鹿原》。文章发表后，陈老师托同事送我的签名本《白鹿原》，这比后来文章获得陕西新闻奖，还让我印象深刻，心存感动。之后，每次与陈老师相见，便如沐春风，心生温暖，他让我明白何为长者风范，何为名家气度，何为做人的原则与本色。
陈老师是地道的关中人，喜食面食，尤喜锅盔。但那道家常的锅盔夹辣子，并不适合陈老师。一次聚餐，他笑呵呵地对我说：“关中人十个有九个爱吃辣子，我就是那剩下的一个。”陈老师平时随和，但也有脾气，有次兰州文友来西安，众人相聚，陈老师很高兴，带来珍存多年的茅台酒，那酒倒出来时，已呈琥珀色。聚会中途，陈老师悄然离席去埋单，被大家发现劝阻时，陈老师很生气：“电话里，说好我请客！咋能不算话。”说罢，欲愤然离席，众人只好作罢，陈老师方露出笑容，没有一句顶一万句，陈老师说一句是一句。
从记者转行到副刊做编辑后，便向陈老师约稿，他答应后很快就履约。陈老师在西安石油大学有个工作室，每晚回家时，恰好路过我家门口，于是，但凡有稿子，他都会约我在翠华路北口等着，他说，那是我们的老地方。每次送稿子，他都会专门下车，将稿子递给我。只有最后一次，他说：贾妍，我今天很累，就不下车了。只是摇下车窗，将稿子给我。其时，马路嘈杂，我大声说：陈老师，赶紧回家休息吧。却没想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街头相约。
陈老师一直是手写稿子，交给我的都是复印件，但字迹整齐，修改清晰，删除的文字都会被方方正正地框起来，然后用毛笔涂黑，非常严谨。有一次，晚报刊发陈老师文章的当天，就接到陈老师电话，他很高兴：“真的太好了！今天晚报登我的文章没有一个错别字。”
大约是在五年前，我开始主持公益读书活动“长安悦读”，邀请学者、作家与读者互动，自然第一位想邀请的嘉宾就是陈老师，听我在电话里说完情况后，陈老师很惆怅地说：“贾妍，你让我干啥都可以，但这件事我没办法答应。”他告诉我，不知何故，那时他头脑会瞬间短路，一片空白，不再参加公共活动。转过一年，他身体好转，就来参加“长安悦读”，那年《白鹿原》出版20周年。当天偌大的会场坐满了人也站满了人。远道而来的、背着《白鹿原》各种版本的、40年前的老读者、还在求学的大学生，单是悦读活动后自发的签名，便排起了长长的队，最后不得不限制每个人签的册数。所有的人都是真心喜欢《白鹿原》，真心敬重这位衣着朴素心思坦然的长者。面对大家的热情，陈老师说：“大家能来就是对我最踏实的心理资助，《白鹿原》出版整整20年了，还有这么多读者谈论它，对我这个作者来说，是最大的安慰和评价。”
那年，《白鹿原》被改编成电影，却没有还原出小说的宏大与壮阔，其时，见到陈老师，私下对他说：“别再给电影《白鹿原》打高分，比小说差远了。”老人家憨憨地笑了：“拍电影花了那么多钱，我心疼。”
年3月23日，安康杜寿平老师想找陈老师给《白鹿原》签名。我给老师打电话，他听后，只简单说了句：“明上午，你来，我在。”次日，到了工作室，才发现陈老师已经重病在身了。他说自己是口腔溃疡，从春节前到春节后都一直不好，病因不知。陈老师当时已然很疼，每次说话，都夹杂着牙痛般沉重的吸气声，我们见状都不敢打扰，签完就迅速告别。没想到，那是我见陈老师的最后一面。
年4月27日天蓝，是那一种深蓝。有云快速行走，前一秒的样子还未站住，下一秒便抖落成另外模样。到西安石油学院，悬铃木站在路旁，阳光斑驳在往来的学子身上。路旁有碑石，其上是陈老师的题字：“玉不琢，不成器。”见字如晤，突然很想念他。没想到突然得知陈老师昨夜大吐血，情况危重。邢小利老师告诉我：“情况很不好，陈老师已经不能说话了，传达意思，只能手写。这病最后很痛。”闻言，泪水便夺眶而出，转身离去时，天空已然蒙上灰纱。4月28日，冯希哲老师在安徽最好的白癜风医院郑州治疗白癜风最好的专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