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下叔
原载丨《当代》/04
九七年文坛最教人释怀的是嘛事呢？
似乎可以是第四届茅盾奖迟到的揭晓，似乎也可以说是关于陈忠实的《白鹿原》终于入围。
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于是，国内外海内外的作家艺术家和所有爱好或爱惜文学艺术的人们，终于能够呼出那口憋得久久的撑得硬硬的闷气了，那块压在心头塞在喉头堵在笔头的僵硬的石块，总算给疏通排除掉咧！
人们不禁以手加额。
大家又不由为之扼腕。
于是我告诉自己：先做一回“枕头工程”的活见证吧；然后再说。
（然后也可以不说）
（一）
有机会一见忠实的时候，他业已成名，被冠以著名作家于人于他仿佛都已习惯成自然。
当时我们文化馆一干部（文内我将用“馆干”缩写以代）百般怂恿我去见住县城饭店的忠实，我便推辞拒绝掉了。
然而事实上第二天我就随那馆干去见了忠实而且积极热情，附带兴高采烈。
他是专程来查阅长安县志的（日后才获悉是为了长篇），不惜包住了长安饭店的一个套间。然而令他着急的是，他的老熟人即那个馆干对借县志一事根本找不着“北”，又遇上个“不认卯”的我推辞不见。于是忠实只好亲自出面，县志办还算给脸，查可以，但得窝在县志办现场看。这跟他的期望完全背离了，他觉得那样很难从容查阅，却又非查不可，没准能在此处找到金子般的矿藏呢！他必须对近百年的长安史实尽可能做到了然于胸，很可能越细微越不起眼处正好有珠现期待着为他闪烁呢。
那天似乎没说成什么有名堂的话，好像只敲定了一桩事，即由我们报社马总借县志，忠实得在离开前接受并形成一篇专访，两件事均由我具体操办。
我跟忠实真实地交往始于第二天。我送来几大本县志，那馆干又有事走掉，方才凑合出了个有可能坦诚沟通的二人世界。
可惜交情太浅，忠实跟我交谈颇具“陪绑”之嫌，如此一来，每谈及创作，忠实总像在“高筑墙，深挖洞，不称猫”，对我总是戒备森严。我也因之发现忠实自我保护意识极强，也许是由于他自身的不少东西都可能成为媒体和民间传言的“卖点”，而他正好极其厌恶成为可卖品。
然而我有了一个刻骨铭心的发现—那是陈忠实难得一现的惊鸿一瞥！
那眼那睛哦！
人们似乎都喜欢提说陈忠实那一脸沟壑，好像那是他的商标。
其实大家都错了！
忠实独亲的一物，属于他那两只眼睛。
真正精彩真正传神的，是他那稍纵即逝的惊鸿一瞥——当他惊诧时，当他震怒时。
忠实极少神形于色，他是相当沉静的石礁，海涛汹涌中的那种。
只有他被惊诧，或被震怒时，他的两只眼睛便会支撑成两个正三角形，并且必有极具张力极具威严直逼灵魂的瞬时稳定。你务必像相机快门那样疾速，才会浦捉到一种睿智、一股豪恨、一腔披坚执锐的内力；否则，你就休想感受到一个人个人尊严的凛然难犯，你就休想领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人格力量。
打那，我一直于内心认定：说忠实诚实厚道质朴沉静自然没错，但那都不是他的主要，那只是他的片断和局部，忠实其实就俩字：豪恨！
老练的忠实旋即恢复了常态。随之有县上领导经我们马总之手前来拜望，我托故走掉。
一周不到吧，那馆干来找我发散文，才告之忠实已离开两天了，说人家住得颇烦咧。
我很诧异。不是说起码也得住一月么，不是还应承给我们县报一篇专访么？
我只好跟我们马总说忠实走了，专访弄不成了。马总自然不悦意，怨我没抓紧，一个礼拜都不懂去加深感情，名气不大架子不小。
我体谅我们头儿。毕竟我们是县报，毕竟我们才出了一期试刊号，做为总编，他多么揭望招揽几个名人来抬高报纸的知名度呀！我只好先凑合了个题为《陈忠实长安读史》的二百字消息，才算替忠实了却一项承诺。
（二）
对忠实的不辞而别，我的确不悦意，甚至产生某种人格受辱的感觉。我以为跟他的缘份尽了。
后来很快证明我对忠实全属误解。其实忠实很注意交际中的行行道道，包括相当细微之处。
那是月后的一次邂逅，当是某种文化聚会。当时的场面人多且杂。忠实挤开几个人，掌在了我的肩头，我才装出发现他也在场的样子。忠实一眼便发现了我对他的生分，极机智极准确地抛出了见面的头样礼物：“咱们马上开始采访都成，你说个地方，咱俩掉过民子就走。”
他一下子就号住了我害病的地方。
然后我就知道他上次提前离开长安，是由于饭店要连着接待老干部工作会以及政协人大两会，所有的住客都得退房给会议让路。
决定离开之际，他让那馆干约我一见，问县志能否带走，说专访可否不搞。、那馆干蹈邀一圈，回去则说我下乡了，还得三天呢。忠实只好拜托转达，又有会议完后再住回来的准备，以为也就十天半月而已。不料作协有事.自己又要编书出版，于是耽搁至今。
再回头简叙那天邂逅的后半篇子。我虽相信了他的解释，却依然不吐不快地表达了不悦不快，坦白了准备绝交的打算。率真总是令人动容的。忠实听出了凝重，道：东济，我捧住一颖赤裸裸的灵魂咧！然后告之所借县志大致翻完，尚需做些摘录，询问有否催逼？我说回头跟马总做个商量，最好能把县志留你一段时间，用毕再还，免你笔录之累。忠实释怀而乐，言之那样最好不过，也就免了再去蜗居长安饭店。又问起那篇专访，我已经明了他的底蕴，便说哪有卖家把买家难住之理，由我去摆平马总那一头吧。忠实仿佛吐掉了一口痰，说你顾了我，却不免得罪了马头，我看他提你作副的意图很明显哩。我抬腕便止住了他，因为对于做官当头，我的态度历来明快简捷，脏话冲口而出：X它还嫌臭呢！
忠实于是一味宽松地笑。当众，忠实总能精致确切地把握住分寸。
随之作分手状，因为就近早有几人做出了慕名者的所有礼仪。临了我们不放心他那长篇，又不便于人丛中明言，便借了个喻体说：陈老师，抓紧捏弄你拳头砖头噢！他稍愣，听我又补充了句“就是那个打人的拳头砖头嘛”，旋即顿悟，半是岔半是接地笑着道：放心，弄着呢，不过咱不打人，咱是给自家打墙箍墓哩！
（说得多好，并不亚于做枕一说。）
好生打你的墙箍你的墓吧。起码我可以不惊扰。
（三）
一直以来，我都深信：那肯定是一个极美妙的夜晚，我时常会怀念起的。
但我一直怯于用笔去触动它，触动那夜，触动那夜的眼。
原因很多，太多。
归结一句话：我不想，也不忍，更不必。
直到《白》书获奖“茅盾”，直到这个距我们最近的春节，也是一个夜晚，夜正央。墨瓶西凤撂过了一瓶，二瓶又相继浅斟过半。
忠实呷了一口，很细很浅，浅浅地细细地。
“二位小兄弟，老哥有话要说。”
端详对面的他太久太久了，我能觉察出他何以欲言又止，又何以不吐不快。
“陈老师，但说无妨。八七年至今，十年有多了，我的嘴经受了多少次考验？我相信我对你是安全的忠实截住了我的话，同时放开两手环握的酒杯。
“多咧多咧。”他说。他弄得很巧妙，使你弄不清是我说多了，还是他喝多了。
“弄事没说的，不弄事还弄啥呀！”他说。
他接着说：“两位兄弟！”他是从两手的掌握中抬起脑袋陡地一喊，他那两只呈正三角状的锐眼骨碌碌地审视了我俩片刻—我跟雷电坐在他的对面，雷电跟我交换一下会意的眼风，然后一齐聆听。“我有个想法想听听你俩的，想的时间长了，一直没跟人说过。人常说不图模熟只图气圆，我这人正好相反，其实你俩也清楚这一点。咱们交往的时间不短了，都信得过了，没有啥想瞒的。
“东济，你把‘枕头’的前前后后、把说枕头的长安一夜弄个文章，无妨细点长点，就算帮老哥回忆一个《白》书的创作历程。东济，好像那一截子还有些子捣腾呢，还只有你能弄成。”
举起杯，又说：“举起杯，你俩都举起！东济，甭推辞，跟十年前一样，帮忙呢嘛。”
我说喝！
就喝了，一齐喝了，但我不承认是帮忙。要说帮忙，十年来我只帮了一件，那就是最初的借县志，而那个忙的至少一半是我们马总帮的，凭十个我也休想借出来。
社会势利着呢！
（四）
于是就说那一夜。
忠实是那天黄昏到的，人住长安宾馆。一到就问起我，马总回说弄了一天一夜稿子，还在家里睡大觉呢，又说今个是礼拜天，咱管不成人家，忠实唔了声，跟满房子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地吸完一根工字卷烟，终究不能释怀，便跟马总说，我想见一趟东济，你老马要是闹火不起他，我去从被窝拽起他，饭嘛咱们随后一搭里吃。
我便如期如仪而去，只是没顾及洗脸。
一进门，“陈老师”刚出口，忠实就吃喊了一声“鬼子进村咧”。当着一房子男女，劈头盖脑地一通如前所述“日本鬼子法西斯”的内容。忠实自此总喜欢拿我喻作日本鬼子，因为我的相貌作派在他看来太酷了。
痛快淋漓一番，仿佛彼此沐浴了一回春风春光，他才接住我的手，说东济，咱的总算领教了啥叫个卖家把买家给难住咧！你要做了总统主席，全国人民就甭想有个活头咧！我要作答，他举手一止，说我替你说了吧，保险说到你的根根上。随之意识到房间的女作者，又捺不住话锋，呵呵一笑说成了“咋它还嫌咋呢”对不对。我也大笑，多起右手中指晃了晃。
然后吃饭闲聊。屋里只有他跟我时，已是夜未央了。空调坏了，祟拜者们熬不住酷热都走了。
然而，两个只挂拉了一件裤头的男人，那夜却丝毫无视于八月酷署的任何威严。
那一晚他终于坦白了他的长篇构想，他声称我属于他这个柜底子的第一知者。
他多回谈起那精灵般的白鹿，几次谈起那迷人的小娥，反复议及马尔克斯笔下的那个小镇马孔多。
他对《百年孤独》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嚼得很烂很熟，他对苏俄文学体味极深，他甚至可以对他们及其作品如数家珍。可惜他没读过昆德拉，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没能见上。大作家可以也只能独钟于最适合自我施展的某主义某流派，但他必须而且需要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各种主义和流派的顶级作家和戏峰之作，使自己在一个更广阔的框架上安置好自己应该也适合占据的那个格子。
那晚他对自己以往的和即将的创作谈得很投人很动情动容，也谈得很细微很具体翔实。他说他已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了，为了长篇，他甚至已经做了一些实践。比如在语言文字上，他写了《轱辘子客》，在性的抒写上，他制作了《地窖》，而关于人以及民族命运的把握方面，他发表了《蓝袍先生》。然而牵涉到民族的某种根基（我当时附议说要挖祖坟，他非常欣赏）的挖掘和构建，尤其还需要用人物去加以表现和展示，他承认自己还不能做到了然于胸，他承认自己最感惶惑的东西是担心自己缺乏某种勇气（尤其当这种勇气需要持之以恒并贯穿始终的话），其次才是把握驾驭的能力。
他很像一位第一回站在马拉松起跑线上的迟到选手，他环顾前后左右，发现别人都已经跑过十回八回了，有的还取得过相当耀眼的名次。
他说他一定要跑完全程，然后他又说一定要拿到名次，最好能挂牌而归。
他在嘀咕这番话时，在房间踱着步，来来回回，七扭八趣，活像个笼中困兽。他踌躇满志，却又满腹惶惑。
艺术家，于最关键的关口，总会被某种不确切的惶惑所击中。
他逼视着我。他的样子呆滞极了。他有一种被什么不明之物击中的感觉。
他需要解脱。他不能解脱。
我有点怕，我开始怀疑他中了什么邪。
我叫了声陈老师，很轻。然后重了一阶。又重了一阶。最后我驴吼样地啤了声陈忠实!
他这才吸吸嘴嗜地嘀咕了句：喊叫熊呢嘛，我听得清清白白的，你在叫我的名字呢嘛。
我也轻松起来，说听见咧就好，清白咧就轮到坐下咧。又说陈老师，得是啥把你老人家给拿挽住咧？
他说黑娃（我以为忠实叫我的小名济娃，所以没在意），你刚刚听到一声枪响了没？
我顺着说听见咧，响声大得怕人呢。
他瞅势我了一阵，板滞的脸色渐次松泛起来，他说你能听见个熊，你都给人家枪决咧，你还能听见？
听见也说不成咧，对不对？唔、唔，你是东济么，可我咋看你都像个土匪黑娃。
我忙问土匪黑娃是哪个龟子孙？
他便一下子被激灵了，坐下，恢复了常态，抽上一支工字，说东济，甭笑话老哥刚才的失态、走神。
“土匪黑娃得是你长篇的主人公？”
“我老陈倒想叫他当，可历史不给他机会。黑娃那好小伙子，他是当不成主人公了，土匪咋能当一部历史正剧的A角呢嘛。”
“那谁是一号角儿？”
“我也没想明白。反正要是一个你没见过的，绝对中国的，我们这民族绝对不能没有魂呀，东济，你说是不是？”
“陈老师，你起名了吗？是不是姓白？白是正角，黑娃是黑，那就是反角了，你安排得贼，正反角儿用姓都能分开。”
“东济，你灵性过头咧。其实黑白是互补的，历史还有功过相抵相济呢嘛对不对。”
忠实此际已彻底走出他预谋中的小说了。他发觉自己似乎抛露太多，开始刺探我意外收获的“口袋”里究竟藏掖进了多少真实货色。
“东济，老哥刚才可都把仓底亮给你咧，你估摸一下，咱的那‘权权’—就是口袋—应该做成多大的一个？”
“多大？你说文学的口袋最大有多大？咱不分国内国外，文学应该是没有国界的。不是常说‘法乎其上，取乎其中’么，陈老师，我看你那口袋，事先一定得做大，就是要想到它是专意装茅盾的，装诺贝尔的，装世界装宇宙的。然后做起来多斩劲，多有心劲，起码事后回味起来也受活得很!所以我不悦意你刚才那举动，咋能把目标定在跑完全程上，咋能只要个名次，只想挂上个牌牌呢？陈老师，你那念头未免太碎了点，想得碎咧就弄不成大事情咧!陈老师，我常说一句话，‘人想算个人，野心是撇，勤奋是捺。’你说先写撤还是先写捺，所以想弄大事者必得野心当头，野心开路。人嘛，活他妈一世，咋说也得是一条好汉!”
“听你老弟的，那还不好办？有你这个狂放之徒给咱吃喝打气，写个废品都值当呢，何乐而不为？”
“陈老师，我听你的心气还不盛。你反正要搞大东西要侄大活了，你是非得有个人时常敲打你不可的。我觉得作家是个陀螺，时时离不了鞭子的抽打，不然就转不动咧。我记着美国诗人惠特曼有一句体味很深的话，他好像这样说的：要是身边没有朋友或者情人，作家们就别想写下去。陈老师，你觉得呢？”
“就是写《草叶集》的吧？我看他是生命的体验之谈。干啥都离不得朋友，其实创作这种个体劳动，更需要朋友和动力。东济，今个把话赶到这厢上咧，我郑重一句：你做老哥的鞭子咋个？”
“我是求之不得，可你陈主席当真能看得起吗？”
“老弟，你这是辱没老哥呢，还是在抬举？如今文坛这树林子够大的了，什么鸟儿没有？我见的鸟儿多了，可你这样的鸟鸟还不多见，真的，我很珍重惜爱。”
于是我“甭介甭介”起来。
八月的水果，于关中应该是桃。不知谁拿来了三几斤，我洗了上十个，我们边吃边聊。
我又扯起有关挖祖坟的题旨。忠实总是故蓄沉静，显得要深沉老辣—确切传神而言之，应是他更—老道（不是老到的到）!沿着祖坟和砖头的思路，我联想起坟头敬拜的那块楼刻过的石头或砖头（也有木制的），那上边往往铭有“魂帛”二字。忠实开始很欣赏，后来觉出未免丧气了点斯文了些，脱不掉不祥之兆，也不无迷信之虞。一句话：不斩劲不得捶不解馋不顺气。
随后他上了铺，靠着床头和被子枕头之类，时而眯眼时而唆巡地娓娓而谈。他谈起自己的年龄，谈起自己艰难而又屡屡受挫的创作历程，和未来走向。他叹说自己已经是四十五岁的人了，说一声死还不是一死了之;他慨叹自己最愧的是爱了一辈子文学写了十几年小说，死了还没有一块可以垫头的东西呢。他动用起对关中乡俗谙熟的宝藏，如数家珍地细述亡者入殓装棺时的如何缤密如何细谨如何讲究—死者生前总是要详尽周密地配置妥当自己所有的装殓物的。
“东济，你知道啥叫老哥一直丢心不下？就是那垫头的东西!但愿—但愿哇但愿，但愿我能给自己弄成个垫得住头的砖头或枕头哟!”
枕头之说由兹而生。
“陈老师，想得对路，就得有那朴素而结实的念头。可你想啥才能做那东西呢？那就一定得进文学史，能被世界承认，要为民族为历史甚至为整个人类行文立传才行啊!”
“对，对对的!东济，你给咱说得美，就得有个那气概才对。”
“岂止气概，那不解气。就是豪恨!滚恨!!你们派桥人说‘豪恨’不？”
“说呢说呢辄说呢，可我从没上过心。你今个这么一说，我豁地一下被点亮咧，咱的咋就没把这么斩劲的乡音俚语捕捞到篮篮子里呢!东济呀东济，你老弟今黑咧教给老哥多得捶的一个词儿呀——豪恨，太对老哥的心思咧l”
随之他才告诉我定他做十三大代表了。
当时也就不过是告诉一声罢了。
后来又没边没沿没明没黑地扯道起文道吏道女道诸等世道百态万象，终至天亮。
（五）
忠实开始了自己百年后的人格和文阶的奠基之作，也即是后来流传所言的“枕头工程”。
这是一个漫长艰涩的历程。
我有幸伴他走完了这段路程。曾与他同乐，也曾与他共恼。
我仅仅做了一回活的热切坦诚的不留情面的见证而已。
忠实写作《白》书的五年间，也正是忠实此生日子过得最艰难最窘迫的一个时段。用忠实自己信中的喟叹，便是“他老人家”头上压着“三座大山哩!”
这沉沉复沉沉的“三座大山哩”，表面看似三个孩子的求学就业，而究其实，依我还算知情的目力所及，当是三道连环套着的难解之题。一是仁娃的前程，二是全家的生计，三是自个死后的枕头，没有一样能够推卸，没有一宗能够托管，没有一项能够敷衍，都必得他事事手上过，件件心上操，从一丝一缕到一粒一粟，从一毛一分到一字一句……
难矣哉!大哉斯难!!
生活及其密密麻麻的日子，太作难忠实了，根本无意也无力给他一点潇洒轻狂的机会和诱因。
或许他可以不这样硬扛着？然而谁让他选择了家长责任的庄严方面，谁又让他选择了作家使命的道义层面!
我跟忠实交往，有一句话被抖落得太勤快，险乎把舌头都弹烂了，把嘴皮子都磨出了茧—那句话其实很平凡：作家是社会最后的良心。
我相信忠实甚至不甘于“良心”这个较为朴素平俗的层面，他后来升华为风靡文坛的名言一句：文学依然神圣！（我在他获奖后与其交谈时又加了一句，遂成：文学依然神圣，忠实依然沉静。）
忠实上有沉病的高堂，下有三个学费日高的子女，而陈家老嫂子顾揽一家城乡两居的日杂已属强作撑持，自然无暇亦无力去刨揽银两。于是合家六口全靠陈忠实一人养活。即便他享受了副厅级的薪给，却连副乡副村级的“灰色收入”也沽不上边，逸论副厅正处们几倍几十倍于正薪的“副券”。在以往，他尚可以折磨自己勤耕多耘而换取的稿费来贴补家计—实际上多年来其家生活的花销主要指望了个稿费。
不妨看看我做的一个小小统计。
不说太远。八四年中篇三部、短篇五个、散文及言论四件，共二十二万字;八五年中篇二部、短篇四个、散文报告文学及言论四件，共十五万字;八六年中篇一部、短篇四个、散文及言论三件，共十四万字;从八六年后段打起长篇的念头始，创作量立即锐减，八七年只有中篇一部、短篇四个、散文报告文学及言论五件，共七万多点字;到了八八年，仅有三个短篇，散文及言论三件，区区不足四万字，而且基本属于四月开草《白鹿原》之前所完成的。
字数无疑标志着稿费额，因为那时还严格执行着按字计酬的办法，绝无抽版税一说。
这说明了什么？忠实家的伙食账羞涩了。
而在八八年四月—九二年四月忠实埋头《白鹿原》期间，他变成了现钱的作品，整整四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挂上串卖上价的。总共只有三个短篇共三万多点字，而且其中《舔碗》一篇八千字还是从《白鹿原》中抽出稍加制作的;散文只有八九年元月悼念评论家蒙万夫的一篇三千字文，而分别作于九〇年春和十月以及九二年元月的三件报告文学，纯属强邀之作，都算在他的头上也才两万三千字;再就是实在抹不过脸也推辞不掉的基本都写于九〇年的四五件书序万把字（其中包括给鄙人主编的《长安风》一书的序《巨人与矮子》）。这样拢共算来，整整四个春秋，忠实不过“卖”出了六万多一点字，四年的总和尚不及“卖得欢”的八四年一个年头的三分之一。
这又说明了什么？忠实家的伙食账绝对是无胜见人惨不忍睹了，一度坠人“烂包”的窘地呢!
我有亲身体会。因为这期间我去其家不下十趟，大概有半数没端上他家的老碗—我们断然绝食（因为我们不忍）。
那是一对天生实诚待人的夫妇，而且陈老师和老嫂子一直对我毫不见外，总是一副不吃饭休想走出他家门槛的“抢逼围”做派。
所以我还是吃过几回的，印象中只有一回是老嫂子张罗了半天才蒸成的一顿凉皮，然后一律的干面一碗。没肉，少菜，调资油醋时我一下子就学会了咋样才叫个俭省。说实话，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一丝儿香的意思，无论怎样用心去提醒去温暖记忆，香字连一撤也挨不上边儿。
有一回，我吃到了一半。我饿，可我实在难以下咽。我盯着剩下的半碗面发愣，于是我越发的饿。
我不知所措了。当我咬牙切齿地决计不吃之际，我从碗里抬起的目光终于跟陈家夫妇的视线对接，我能感触到某种碰撞所产生的火星。
作家是解剖人的，是解剖人的灵魂的。于是陈老师说：吃不下就甭吃了，有时候饿比食物更容易忍受呢。
老嫂子自然以为他的话太直露太伤面子，想替我解释又想替丈夫补充，面有难色起来。
我历来是以坦率或曰“直杠子”而在文化圈以及人群中树立起个性的，所以直话直说：嫂子，算了，我不吃了，是吃不下，多年没这样吃了，不过我也跟我们国家一起缺吃少穿过，那时远比这栖惶得多，也许我是饱时忘了饥时苦了，不过我依然感激嫂子对我的招待……
忠实笑了，忙说“甭介甭介”，然后告诉我：东济，说真的，这已经是对客人倾其所有的招待了，买一趟菜十几里路呢，有时候还不仅仅是个路远的问题。又解嘲地说：你陈老师陈主席日常也是这吃法这吃物，习惯了受下了，所以对你也不见外，咱们谁跟谁呢嘛。然后语重心长起来，说：你不是也准备弄长篇吗，我的体会，弄长篇要过的头一关就是吃的问题，吃不下猪狗食，就使不出牛马力，没有牛马力，长篇十有八九会中途而废，弄不成就是弄不成，弄不下去愣是弄不下去，X办法也没有!
《白鹿原》是伴随着干面捞出来的—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
我劝你们也信。
信则诚，诚则灵—用因果关系论，曰：原因是真。
正因了个真，有一点小事无妨提及。那是一点令我受活，也使忠实至今感沛的小情事。那就是从八八年九月到八九年三月，我随忠实三次出行，合作了五件万字的报告文学。一次西安，一次咸阳四县（后来于九一年十月又去了一趟咸阳），第三次是安康。我们一起采访，前后总共有近二十个昼夜我们吃住行不离伴儿，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回到各自家居，我打草稿，他弄长篇，最后的定稿却总归他仔细过一遍手;那五件六万字，我相信字字都没能躲过他凡事必认真须严谨的锐眼慧珠。
那全是《中外纪实文学》盛邀忠实的结果。没有一分拨款而全凭自家的爪子四处刨揽的杂志，饥饿的目光只好瞄向成功的有些写头的企业主;为感召他们，叨光的嘴又只能去动员忠实之类的著名作家。我则纯属被忠实提携了一下的小混混文人，杂志原本就没把鄙人当过零点一回事。我不计较，我没计较，因为我明白杂志跟我一个样，都是单向地只认陈忠实这个人。完全因了忠实人格的力量，我们两家三方始终没有出现讨价还价你争我夺那类“分赃不均撕破脸”的窝里斗。
所以很怀念那合作的愉快、相处的融洽。我赢得了一份足以消受终生的情谊，也搭上了一只几乎纯属道义性质的援手，我为自己在《白鹿原》的书外下了点真功夫而非花拳绣腿而坦然。朋友就是用的。我为自己是个有用的也曾用得上的朋友而体验到某种生命存在的真实。
哦，一切为了《白鹿原》。
（六）
是的，一切为了《白鹿原》。
然而最关键也最微妙的总教人丢心不下的，是忠实的创作心态，能做到“每有大事有静气”吗？
我以为不是，至少不是一帆风顺。
假如他是一路顺风，竟作一泻千里之势，我猜想他“老人家”是绝对不会创造出“史无前例”的，绝对“干不下这么大的绝活”的，顶不错也就是个“罢咧”的货，充其量“领它风骚三五年”而已。
我不能完备详尽地真实领会体味忠实那相当漫长且肯定复杂的创作心路，但透过间间断断又持续不断的来信，相信也能掂量出个大概情形：不说惊涛骇浪，也算波诡云谲。
▽录自忠实八八年十一月一日信——
……
我已回到乡间，多少有点寂寞。写作之余，有点惘然于没有听的对象。只有到河边、山坡上溜达，抒缓一下。秋来的萧索和城市四季几乎不分的喧嚣形成巨大的反差。我的家乡现在仍保存着一种田园气氛，这种气氛除一般意义上的感受之外，又教人有点冷凄的感觉。
……
▽录自忠实八八年十二月十日的复信——
……徐击对稿子挺满意，这就行了。我们的合作令人愉快，您吃了苦。
我仍在作那部书的素材梳理工作，尚谈不到初稿。我想把那些素材先摇出来，肴者究竟有多少货色。长篇我未弄过，有点不踏实，总觉得这算不算个玩艺，甚至不敢想将来会不会被编辑们接受。确实不敢想，想得多了就弄不成了。只能自己安忍自己，什么且不管，把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写出来再说。更谈不上艺术上的什么主义。想到太多的主义时也就弄不成了。原想元旦前做完梳理工作，前不久因故耽搁了时间，看来春节前能弄一段落就不错，我正这样打算，如能实现，春节后扰该认真搞正式稿了。因您诚挚北京治疗白癜风费一般是多少钱北京哪个医院有白癜风专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