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命运的赞歌”---
评程玉宇的短篇小说
《春妮》《老蔫》
王卫民
几十年前，丰阳河畔小村子走出来的程玉宇（文后小注），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生疏与茫然，为生存和生计在小城市一隅从事着律师职业，渐渐有了小名气，一家人不为柴米发愁了，他仍以他的经纬，继续朝前走。其中的艰难与困惑自不必说。乡下的老屋、父辈用过的锄头成了念想与牵挂，更不想再回去和父辈那样东坡日头西坡雨，春播秋收的当一辈子农民。
毅力意志来自于一种力量，这力量就是文学。小说、散文、诗歌他都写，近两年又学画画，颇有些悟性。
《春妮》《老蔫》写的是两个不同人物的际遇，却有着着共同特征，那就是“小人物”写的人物虽小反映的是大课题。就像许多人写专小人物的写手，看似乡村不被人在意的人，或市井小民，而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包括周围的人，都将会造成某个人的命运巅峰或低谷。程玉宇来自社会低层，经历过贫穷和苦难，对农民、农村的生活有深刻的认识理解，观察、体会入木三份，因而在提练，选材、到人物塑造，刻划、就无可厚非了。遗憾的是把好材料没有很好的运用和利用。当然，这既得益于他所从事的职业为他提供了素材，又受影响于职业使他没有太多的精力专心创作。
《春妮》写的是一个乡间女人，因长相漂亮进政府做饭，还带着一条形影不离的狗。这个切入点与道具或是伏笔的“狗”，设置比较巧妙。垂涎三尺已久的领导，许多次骚扰不得逞，总在瞅机会。这里给读者的阅读、思考空间“留白”很宽广。可能会以加工资引诱，可能还会以审批庄基地为交换条件。作者没有填充这些内容。小说的“形象思维”延续给了读者，就有了认同与共鸣。生活中的一切就是作品的原材料。生活中的人，包括高尚、卑贱，智者、愚者，为了其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当然，罪恶的目的绝对不会有高尚的手段。试想“春妮”在大院来来去去，在灶房忙乎的时候，那双罪恶的眼睛就极可能在窗帘背后，也可能来灶房打水，在院子水池洗手，都没忘他的觊觎而瞟一眼“春妮”，这样的罪恶现象，尤其以“性”为标矢的刻划、描写中的揭示和批判，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在法庭受审时，面对衣冠楚楚的人们，那一段内心独白是多么辛辣和一针见血。终于在某一日“罪恶”发生。
小说在“罪恶”之后，以人物再延展。这其中的“罪恶”者继续作恶，“老黑”被烹，故事走向恰在情理之中。“罪恶”者的行为又添了一笔。这仅仅是拿“老黑”开始，阴影不由罩了“春妮”。命运将遭遇更加不幸。她不能也无法像“权贵”一样，她是一介草民村妇，只有“背井离乡”。读罢，令人感到了一阵寒凉，“老黑”有点儿过度，惹了大祸，遭更大的报复是必然了，“走为上”结束了小说。
这篇小说在行文叙事中，始终围绕平民命运面对罪恶的无奈和怯弱，到最后使读者感到一丝悲凉，按当下我们在灵魂，道德需要正能矫正的时候，幻灭应不是创作本意。
《老蔫》的命运，在作者动笔之初已经作好设定。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的小人物的行为、动作、语言、体态，表现出了那个层次人物特定的性格与人格。其价值向度压根儿无法超越。“一日三餐除了包谷糊汤就是酸菜面片，想吃一碗羊肉泡馍除非大白天在床上做梦！”他如果不是“老蔫”能是这样吗？一个“蔫”刻划和塑不可能他是一个风风火火，顶天立地的爷们。在当今只有不“蔫”，给人下苦力也不至于如此。俩孩子考上大学，这是多少农村贫苦人家梦寐以求的事。可“老蔫”拿不出孩子的学费、书钱和盘缠。“我”建议贷款，没有被采纳，他只是求“我”给他找个建筑队。
读者并不知道这个“老蔫”到底要干啥，前边的日子只知道守几亩地。他是孩子的“天使”就有其自己的职责。当然不指被魔鬼绑架之后。物质上的匮乏，精神又丰富不起来。内心却萌生和隐藏了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这个动机成本可能就是生命。他不高尚，且十分平常，可他是父亲，一个父亲的担当义不容辞，但他的灵魂的另一面无法达到一定的高度，他的担当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演绎了盅虫蚀骨之疼的“苍生悲歌”。
作者在叙事交待中，没有把“老蔫”摔死、笔下留人，“只是”从四楼脚手架摔了下去。这就够了，就在那一瞬间，他内心不是想他能被摔成什么样儿，比如断腿、折胳膊，或摔死，而是庆幸俩孩子的学费花销有了着落。这就是“老蔫”悲哀所在。这种欧·亨利式的结尾把小说的温度和厚度朝深处推了一把。
也许程玉宇所从事的律师职业有太多格式化的诉讼程序、辩护答辩程序，文字要求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因吧，小说“骨架”、“结构”都到了，语言则受职业影响太多、太大。再之，程玉宇在商洛“圈内”结有人缘，口语不太摭掩和修饰，小说中的某些文字、语言的运用多少有些不雅。“丑美”、“恶美”是有度的。美是前提。对底层人的北京哪家医院可以治疗白癜风北京正规的治疗白癜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