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玉刚
在黎城，刘邓秘密接见高树勋特使
年8月25日，上党战役开战在即，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从延安乘飞机回到黎城，换骑战马赶赴军区所在地涉县赤岸村。次日，刘伯承接到太行军区副政委黄镇的电话，说国民党新8军有一个自称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王定南，带着一封高树勋的密信想见彭德怀，现在已到新乡。
刘伯承问黄镇，王定南是哪里派遣的地下党员？黄镇表示还不知情。刘邓商议后，决定让前总情报处火速派人送王定南到涉县与刘邓见面。
刘邓急于见到高树勋的特使，是因为这时太行山上战事吃紧。上党战役打响前，蒋介石得知中共太行、太岳、冀南三大军区的主力都被吸引到长治的崇山峻岭后，即布兵四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一路由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率领，沿同蒲路转正太路，开往石家庄；二路由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指挥30军、40军和新8军共6万人，在副司令马法五（兼40军军长）和副司令高树勋（兼新8军军长）率领下，集结新乡一带，沿平汉线向北进攻；三路由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率领，沿津浦线北犯，从徐州向济南进攻；四路由第十二战区司令傅作义率领，沿平绥线东犯，向张家口进攻。
在进攻华北解放区的这四路国军中，平汉线是其中的主力。显然，在蒋介石看来，这一战具有战略意义。如果马法五和高树勋完全控制平汉路，就会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拦腰分开。如果这一计划得逞，八路军经营华北多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中共将被迫再度上山打游击。
打，是一定要打，但进犯解放区的四路国军，先打哪一路？刘邓心里一直没底。上党战役中，刘邓的对手是阎锡山那样的“土”军阀，而这一次进犯平汉线的则是全副美械装备的“中央军”。这些“中央军”是旧西北军的底子，过去曾参加过台儿庄战役，与日军交过手。后来，它们从敌后调到鄂西、豫西整训多年，军官军事素养高，经验丰富，战斗力强。
如何打？能不能打赢？怎样才能打赢？晋冀鲁豫军区上上下下都在考虑战略战术。刘伯承的指导思想是“不能啃硬核桃”；邓小平的意思也是“打拉结合，以拉为主”。
以拉为主。那么，拉，拉谁？
在悉心研究孙连仲部的历史与现状后，刘邓锁定以高树勋为“政治仗解决”的作战对象。
战略战术刚刚确定，便得悉高树勋的密使求见，刘邓觉得机会难得。
刘邓在涉县等了两天，王定南还没有来到。刘邓决定将上党战役指挥部前移到黎城。临行前指示前总情报处，王定南一旦来到涉县，要火速送往黎城。
此时，王定南正在路上奔波。由于交通不便，又遇阴雨绵绵，王定南从国民党新8军驻地河南省南召县出发，8月中旬才走到新乡。又因生病，8月下旬才被人抬到涉县。在赤岸村，前总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早已给他找好医生，并备好马匹。初步诊治后，申伯纯亲自送他前往黎城。在黎城县城正街49号县政府所在地上党战役总指挥部，刘邓首长秘密会见了王定南。
在这里，王定南首先把自己是八路军情报处派遣到高树勋部的卧底身份向刘邓首长做了汇报，然后，把高树勋写给彭德怀的密信交给刘邓。
高树勋过去任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处处长期间，曾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有过交往。他给彭德怀写信时，并不知道彭德怀已经调往延安。高树勋的密信是用绸缎写的，为了安全，王定南的夫人唐宏强将信缝在王定南的布鞋底衬里。高树勋在信中谈到近几年他和蒋介石的矛盾，提出想和我军友好联合的意愿。
根据王定南的介绍和高树勋来信的态度，刘邓研究了对高树勋的策反工作，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工作组，由前总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为组长，总部特工路展、李新农、席一、刘岱为成员，辛良志、郝文祥为交通、徐双海为电台机要人员，前移到高树勋部附近的汲县塔岗村潜伏下来，近距离和高树勋取得联系。
刘邓首长在黎城秘密接见王定南时，来势汹汹的国民党30军、40军和新8军已经侵犯到新乡，逼近邯郸。于是，申伯纯决定，先派塔岗情报站的辛良志、郝文祥二人随王定南即日启程，密晤高树勋。
同时，结束上党战役后的刘邓大军来不及休整，一边迅速从长治、屯留、潞城一带奔赴邯郸战场，一边抓紧时间补充兵员和武器弹药。为了便于指挥，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4个军区部队的主力，依次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3、4纵队。四支部队一边改编，一边行军，从长治千山万壑的小路上日夜兼程直奔邯郸。
因为野战军刚刚组成，集结的参战部队中，长邯路西的纵队尚在开进途中，主力当中只有路东陈锡联率领的第1纵队赶到平汉线。由于国军依据稠密的平原村落作掩护，以周围的树木作鹿砦，结合暗堡火力封锁，1纵火力弱，又缺乏对这种目标作战的经验，陈锡联带头拼了一下，一拼就是几百人的伤亡。
10月23日和24日，国军北越漳河，连陷磁县县城和县属的马头镇，继续向北进攻。
这时，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3、4纵队陆续赶到。2纵以两个旅控制住邯郸以南地区；3纵则集结于邯郸以西；太行军区的部队集结于磁县以西。国、共两党的军队在“燕赵古都”邯郸虎视眈眈，形成胶着状态。
在邯郸，高树勋果断举义旗
率部侵犯到邯郸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是河北省盐山人，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因家中生活困难，十几岁就外出做学徒工，后来投奔到冯玉祥部队当兵，在旧西北军十几年，从士兵逐级晋升到师长。
年，已升任国民党37师师长的高树勋奉蒋介石命令前往井冈山，参加第二次“围剿”红军行动。因不愿同中共打仗，高树勋借口去庐山养病，放纵部下两个旅长董振堂、纪振刚率部起义。国民党得悉后，即令人前去庐山捉拿高树勋。幸亏有人通风报信，高树勋得以化装逃脱，但却因此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
年，高树勋在天津来西饭店与吉鸿昌、任应祁商议如何组织抗日队伍东山再起时，突遭国民党军警搜捕，高树勋出去解手，幸免于难，而吉鸿昌和任应祁则被捕。不久，即被杀害。
年《何梅协定》签定后，国民政府成立华北冀察委员会，指令西北军副总司令宋哲元为委员长。高树勋早年曾在宋哲元手下任过师长，这时便投到他的门下。宋哲元深知这位老乡胸有韬略又很重义气，立即将其擢升为河北省保安处处长。由此，高树勋才得以解脱国民党政府对他的通缉，并有了后来的发展。
年11月，高树勋在卫立煌的指令下，在黄河岸边活埋著名的“倒戈将军”石友三后，被卫立煌任命为军团总司令。时隔不久，高树勋接到重庆来电，蒋介石命他前去述职。其实哪里是述职，因为多年来他与中共“暗送秋波”，蒋介石早想拿掉他。如今，借他之手，已经除掉石友三。他已经落了个不仁不义的名声，卸磨杀驴，正是时候。
按蒋介石的意思，高树勋被骗到重庆后，即在“中美合作所”里杀掉。幸运的是，在蒋介石正与戴笠商定何时执行时，高树勋的老上司冯玉祥恰好在场，在冯玉祥的极力保护下，高树勋免遭厄运。
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高树勋正驻扎在河南南召县一带。蒋介石命令他“原地驻防待命”。高树勋急欲北进受降，便不顾命令，造成了已行进在途中的既成事实。高树勋这一违令之举，蒋介石十分愤怒，欲对他严加惩治。
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向蒋介石建议，何不利用高树勋和八路军的“暧昧”关系，让其开路，打通平汉路。此举，恰中蒋介石下怀。9月19日，蒋介石任命高树勋为十一战区副司令，其部队正式编入十一战区序列。
好在高树勋也看出对蒋介石欲借中共之手消灭自己。于是，他派出自己的心腹——高级参议王定南秘密潜入长治，牵线搭桥。
在是否起义这件事上，高树勋早先显得优柔寡断，他先是提出夫人远在徐州，怕在邯郸起义后，蒋介石加害他的夫人。于是，中央军委电令张爱萍将军派遣特务连接出他的眷属。随后，刘邓又派遣参谋长李达亲自潜入敌营，给高树勋吃“定心丸”。
这时，高树勋率领的所有部队都已经和刘邓大军交过手，并吃了败仗。中码头的国军已经撤退，再犹豫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高树勋思来想去，最后表示愿意在马头镇起义。
决定起义后，高树勋又提出他的两翼危险。首先，他的右翼是40军军长马法五的一个师，师长是在国军中素以善战著称的李振清；左翼是40军和30军的军部。新8军在中间，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受到两面夹击。而且，新8军有个师长，不是高树勋的嫡系，高树勋如果受到夹击，内部再有一个师叛变，起义不仅不会有结果，而且还可能被两边的部队吃掉。为此，高树勋要求李达参谋长帮助“清侧”，先把实力最强的李振清部狠狠打一下，不消灭他也的打得他在这里顶不住，进而换防。右翼威胁一除，起义部队便有冲出去的把握。其次，高树勋提出，他和马法五、李旭东都是弟兄，在他率部起义后，李达参谋长应放30军和40军一马，让他们安全撤回原驻地。这些条件，李达原则上表示同意，答应回去请示上级后答复。
三天后，刘邓组织优势兵力，攻打40军的李振清部。为此，刘邓大军付出很大的代价，伤亡多人。40军被打得实在顶不住，便向总指挥李旭东求援。李旭东便请高树勋司令派一个师增援，高树勋正等着这句话，李旭东求援电话一来，高司令便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派过去，把李振清部换下来。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时，高树勋就给李旭东打“李总指挥，看起来，北进是过不去了，后退恐怕也有困难，我决定不走了，起义。”
接了高树勋的电话，李旭东欲哭无泪。这也难怪，在火线上，他们原是并肩作战的弟兄，现在高树勋投向中共，等于在火线上放开一个口子。三个军有一个军起义了，这仗还怎么打？马法五、李旭东立即向南撤退。
刘邓大军可没有像宋襄公那样讲“信用”，而是立即指挥东、西两面的部队，对高树勋特别关照的30军和40军全线包围，多路出击。当天下午，刘邓大军拿下马法五的军部，国军顿时失去指挥，阵脚大乱，四处溃逃，两个军全部被歼。总指挥李旭东只身逃脱，副司令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师长李振清、副师长郑树森被俘。
在王庄，民主建国军发生“兵变”
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一万余人，在马头镇宣布火线起义。
起义后，这支部队叫什么？改编在即。对于部队名称问题，11月4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刘邓指出：因为汪精卫曾用过和平建国军的名义，故高树勋部应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其他名称，或仍用新8军的旧名。经与高树勋协商，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改编后，民主建国军总司令为高树勋，副司令为邢肇棠，总政治部主任为王定南，第1军军长为范龙章，第二军军长为乔明礼。总部驻扎在郊区王庄。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民主建国军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为了帮助提高起义官兵，晋冀鲁豫军区派了一批政工干部到民主建国军中整军、整风。这批政工干部没有按照中共中央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帮助大家逐渐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而是采取“左”的关门主义态度，争取下级排斥上级，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最终发展为整人。一些政工干部品质恶劣，弄虚作假以邀功请赏，渐渐把事情推向极端，酿成“兵变”。
年6月14日清晨，民主建国军总部正在学习。高树勋的住宅方向忽然响起枪声。晋冀鲁豫军区政工人员带领一个团，来抓高树勋。
高树勋正在院子里散步，突然听得外面枪声由远而近。警卫团因不了解情况，与抓高树勋的部队发生了枪战。几分钟后，警卫团听到政治部领导喊话，停止射击。
高树勋听到枪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从院子里跑到会客室去打电话，摇了半天没声音，知道电话线已被割断。院子里的卫队听到外面的喊声，都掏出枪来，准备还击，高树勋命令：“不许开枪，谁也不许开枪!”卫队这才把枪都放了下来。
枪声距离如此近，高树勋的女儿高继芳被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呆了，坐在炕上一动不动，几乎哭出来。这时高树勋进来叫她蹲在炕边下，怕射进来的子弹打着女儿。高继芳刚蹲下，一群政工干部端着枪跑进院子，命令高树勋和保姆到后院去。高树勋回到后院屋里，不放心女儿，对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我的女儿高继芳在前院屋里蹲着，让她也进来吧。”
那个干部迟疑了一下，把高继芳带到会客室。就这样，3个人默默无语，从早上7点多一直坐到晚上六七点钟。在这期间，高树勋向站岗的战士要信纸、信封，写了几封信，信的内容大体相同，是写给上级领导人和政治部主任张力之的。每封信上都写有“我海枯石烂心不变，要革命到底”的字样。每写好一封就扔到门口，被战士送走。
大约到了晚上6时，政治部主任张力之的爱人石磊进来，她说张力之“病”了，不能来。问过话后，知道他们一天没有吃饭，便通知厨房做饭。吃过饭，高树勋的女儿高继芳提出回学校，石磊马上找了一辆木轮车把她送回学校。
次日，高树勋夫妇被押到军区驻地河北武安县冶陶村，继续审查。抓捕高树勋的政工人员在给军区的报告中夸大其词：“……经战斗，解除了高树勋的武装。”
在神泉，起义官兵屈打成招
王庄“兵变”的起因是年底，民主建国军内发生的一起所谓的“特务案件”。当时因为供给困难，允许部队搞一些长途贩运，主要经营布匹及日用品。一名保卫干部在集市上看见民主建国军的一位连长向一个商人举三个指头，就说他是向特务发暗号，把他拘捕。后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供出一批“通敌”人员，其中涉及到民主建国军一些营、团干部和更高层的领导。这些人被陆续送到设在潞城县神泉村的训练班审讯。随着严刑拷打，逼供信规模的不断扩大，又供出一大批“通敌”人员，且军职越来越高，搅得民主建国军内谣言四起，官兵人心惶惶。
凑巧的是，这段时间里，民主建国军总部王庄驻地，确有国民党特务来策反。高树勋部原来的马师长从西安派人带信给他，让他“弃暗投明”。高树勋将信送给徐向前，然后把人看守起来。没想到，此人半夜逃跑。因此，有人怀疑是高树勋故意放跑。接着，军区领导指定当时给高树勋当副司令的邢肇棠，每天跟踪高树勋，严密监视。
后来，国民党特务加紧策反活动，太行山后方空虚，气氛越来越紧张。在复杂局面之下，军区领导下了结论：“郝鹏举叛变了，我们对高树勋也要先下手为强，打主动仗。”这位军区领导说的郝鹏举，是河南灵宝人，原来是国民党新编第6路军总司令。年1月起义后，次年即“兵变”，再度投诚国民政府。
这时，刘邓已经不在太行，率部挺进大别山。太行山上只留下少量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由病未全愈的徐向前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任副司令员，薄一波任副政委，共同主持工作。民主建国军“兵变”事件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
令人痛心的是，在策反高树勋起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共特工王定南，也被突然五花大绑被送到神泉训练班，逼他承认“参与高树勋兵变”。
王定南是河南内乡县人，北京大学毕业后，于年加入中共。年初赴许昌任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年，调到北平特委工作，次年任特委书记。年6月被日本宪兵逮捕，出狱后到河南省郏县、宝丰等地从事抗日工作。年，他在河南郏县、宝丰等地组织“河南人民自卫军”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时，自卫军被汤恩伯部缴械，王定南夫妇以“通共”罪名被扣押。高树勋仰慕其才华，先是担保下其夫人，后又串通国民党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将王定南救出。从而二人结成生死之交。
王定南被押到神泉训练营后，拒不承认政工人员强加于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于是，政工人员将他吊在房梁上，轮番毒打56天，打死用水激活，激活再打。王定南一口咬定没有此事，还高声说：“我要向党中央申诉!”因为他态度“顽固”，便一直被关押了6年，直到年才从北京监狱中放出来。
这个案子风声很大，迅速传到各解放区，传到国民党军队中。国民党借这个事件大肆宣传，说这就是叛变的下场。
毛泽东闻知此事后，急忙致电晋冀鲁豫军区说：高树勋邯郸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这样，才保住高树勋一条命。
后来，晋冀鲁豫军区重新派人对民主建国军“兵变”事件进行复查，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
民主建国军“兵变”问题一直到年，才以邯郸起义38周年纪念大会的方式予以平反。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接见《第二野战军战史》撰写组的同志时说：“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作为当年晋冀鲁豫军区的政委，邓小平的评价为民主建国军“兵变”问题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相关链接高树勋被关押后，在毛泽东的关照下，半年多后得以解脱。解放后曾任河北省副省长，年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乔明礼被关押1年后，调任中央军委军训部教研室研究员，年转业到河北省，任农林厅副厅长，离休前是河北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
王定南被关押6年后出狱，后任政务院内务部专员，离休前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系军事科学院资料照片
原载《上党晚报》年4月14日
（作者：戴玉刚，《长治日报》评论部主任兼《上党晚报》副刊部主任）
潞城广播电视台官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