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氏由来：从鲁侯伯禽到鲁国司空无骇
前边，我们分两节追述了柳下惠的远祖：从后稷到周公。在本节，我们来认识一下柳下惠的近祖。
第一节姬鲁开国元勋伯禽
姬鲁开国元勋，字全称为伯禽父，或简称为伯禽、禽父。名不详，以字行。（图图山东曲阜周公庙内伯禽塑像）。古人习俗，名末有“父”或作“甫”者，乃男性之标识。如伯夷父、伯阳父、仲山父、叔兴父、仲尼父（孔子）等。而“伯”，则为“伯仲叔季”之“伯”，五十岁以后称，乃排行老大之意，正与伯禽为周公旦长子相合。
《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就是说，人幼年称名；到二十行冠礼即成年礼时取字，此后即称字；五十以后，则以伯仲相称；死后，则只能以其谥号相称了。可知，伯禽当为其五十岁以后的称呼。
周武王灭殷后，大封同姓。“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①后由其长子伯禽代为就封，袭周公旦“鲁公”之名，亦称“鲁公”。正如太史公所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②故后来“鲁公”成为伯禽专称，常连称鲁公伯禽或鲁公禽父。周公位及三公。《公羊传·隐公五年》释曰：“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周公之“公”属此类，而伯禽之“公”，则为“诸侯之臣称君曰公”，显然比周公之“公”低一等，属于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的第二等，故又别称为“侯”、“鲁侯”。如《诗经·鲁颂·閟宫》：“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又如《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命鲁侯伯禽”。命者，封也。在周代，公与侯可以互通，但有差别。《白虎通·爵》：“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而称侯者又可称公。顾炎武云：“《诗》曰：‘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公者，鲁人之称；侯者，周室之爵。”③证明鲁公为侯爵，而非公爵也。
周公封鲁时间，在武王建立周朝之后至武王崩前，即在公元前~前年三年中④。周公不像太公，封而未就国。
而伯禽袭封时间，则在成王即位以后。原来，伯禽任成王师⑤，重任在肩，并没有马上代父赴鲁就封。《书·洛诰》：“（成）王命周公后，⑥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孔颖达疏《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云：“《洛诰》之篇，周公致仕⑦之月，始封伯禽于鲁。”这也就是说，伯禽受封之时，在周公摄政七年向成王交权当月。而《今本竹书纪年》作成王八年春正月，“命鲁侯禽父”；《帝王世纪·周》作成王“八年春正月朔……封伯禽於鲁”。朔，即农历每月初一日。正月朔即正月初一。伯禽封鲁的具体时间出现了些微差别：一云在成王七年十二月，一云在成王八年正月。实际上并无差别。据《尚书·洛诰》及其传疏，成王接权即政当月戊辰，也就是七年十二月最后一天，在新落成的洛邑举行烝祭仪式，同时命名逸的史官写封伯禽为鲁侯的诰书。烝祭为岁祭，也叫冬祭，按惯例在夏历仲冬，也就是在岁末十二月三十日。而按周历，则为岁首正月初一日。上述三处记载完全一致，即在公元前年元月。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迟至七年后伯禽才被封于鲁？其实也不难理解：周公摄政当国处处避嫌，岂可“自封哉”⑧？所以一直等到成王亲政之时。成王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一手收周公摄政权，拜为太师；一手授鲁公权，命为鲁侯。父子并命，“周公拜於前，鲁公拜於后”⑨，真是风光无限。
①《史记·鲁周公世家》。
②《史记·鲁周公世家》。
③《日知录·非三公不得称公》。
④《夏商周年表》。
⑤《中国全史》，吉林摄影出版社年版，第81页。
⑥王命周公后：王，此指成王；命，封，立；后，后人，此指伯禽。
⑦致仕：交还权力，离职退休。
⑧《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孔颖达疏。
⑨《帝王世纪·周》
关于鲁国都城地望，《史记·周本纪》云：（武王）“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得更为明确：“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鲁。”现代史学界有种主导观点：认为武王克商后，周公封鲁，地在今河南鲁山一带，由伯禽代为就封。直至成王八年，伯禽才又被封于“少昊之墟”曲阜，真正建立起了鲁国。
著者对此没有进行专门研究，感到这一观点颇有见地，无疑是鲁国历史研究的一大突破。不过令笔者不解的是，太史公何以不笼统地说封周公於鲁，却两次直言封鲁之曲阜？如果是前者，作上述解释顺理成章，而事实上却是后者。是司马迁一时疏忽，还是我们理解有误？愚认为，太史公当有所据。周人所写的《礼记·明堂位》即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与周公同时受封的姜太公，封国曰齐，都为营丘，营丘在齐国境内；周公封国曰鲁，都为曲阜，曲阜在鲁国境内。有时已有封国，而未必占有国都。二者并不完全重合。周公名义上已拥有鲁国，但实际上并未建都曲阜。真正在曲阜建鲁都的是伯禽。
《左传·定公四年》说得极为明确：“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
定都和建都之间是有区别的。
河南鲁山，位于中原，距武王所都镐京不远，方向偏南，惟曲阜位于东方，故《诗·鲁颂·閟宫》“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俾侯于东”，才有着落。“鲁”、“东”实为一而不为二，诗人用字不同以避重复。周公代成王“践奄”曰“东征”，而商奄在曲阜，说明以曲阜为中心的鲁国在周都东方。武王克商分封时，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鲁山一带临近霍、康、蔡三国，其地当归他们中的某国或几国所辖，不当一地同时又封予鲁侯。鲁山与曲阜间，又远隔武王已封的宋、曹等若干诸侯国及其附庸，无法相互毗连，即鲁山不可能包括在西起鲁山、东至费（bi）邑的偌大“鲁国”范围内。鲁国封地“方七百里”②。鼎盛时期，鲁国的西部边界在今山东郓城、巨野、成武、单县、今河南范县（原属山东）线，西南距今河南鲁山甚远，鲁山当不在鲁国境内甚明。甲骨文有“鲁受黍”句，徐中舒先生释“鲁”为“方国名”③。此“鲁”在今河南境内可能性最大。地名不是一成不变的。族迁地名随之，这种现象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果说，曲阜鲁人确实来自鲁山鲁人的话，那么，曲阜之“鲁”名源自鲁山之“鲁”，也说得过去。这可能是周公、伯禽封国之所以称为“鲁”国的原因，但不能由此证明，只是由伯禽来曲阜后这里才有“鲁”称。甲骨文鲁字，“从鱼从，象坎。泽中水渴，鱼乃露於坎，故鲁之本义为露。”④早有学者指出，鲁国之鲁，源自于鱼，源自于以鱼为图腾的东方沿海部落。而作为姓氏的鲁氏，则肯定源自鲁国。《广韵·姥韵》：“鲁，国名。伯禽之后，以国为姓。”郑樵《通志·氏族略》云：“鲁氏：武王克商，封其弟周公旦於曲阜……其地本名鲁，因以命国……子孙以国为氏。”
《诗·鲁颂·閟宫》歌颂鲁僖公“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这是否能说明许田曾为鲁国固有领域呢？不能。复，修复。宇，居室、庙宇。常或作尝，在薛之旁。《春秋·庄公三十一年》：鲁“筑台于薛。”证明薛为鲁地，则常为“鲁南鄙……与周公有尝邑。”⑤常即为周公所有，大概在东征熊盈时他在此居住过，故其后代当然可以“复其故居”⑥。至于许，即今河南许昌市，春秋时当在郑国版图内，远离鲁国，何以那里也有“周公之宇”？这牵扯到西周的朝邑制度。为方便诸侯朝觐，周室在京畿附近给它们各划一地，作为朝邑。周成王在营建新城，拟从宗周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东迁成周洛邑时，就近“赐周公许田以为鲁国朝宿之地，后世故而立周公别庙焉。”⑦而且，还须指出，成王赐许田与成王命鲁公是同时进行的。都在成王刚刚亲政之时，即周历成王八年正月。此前，鲁公尚未受命赴鲁建都，当然也不可能受许田为朝邑。鲁在郑国境内拥有朝邑许田，而郑在鲁国境内拥有一块助周王祭祀泰山的汤沐之邑——祊，又作邴，地在今山东费县。这就等于两国在对方国内拥有一块类似今天使馆区的领土。鲁隐公八年（前）、鲁桓公元年（前），由郑国首先提出，两国曾发生过加璧易田交易，《春秋》三传及《史记·鲁周公世家》等都有记载和评论。《史记·田敬仲宛世家》：齐宣王四十四年，“伐鲁、葛及安陵。”《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鲁城在许昌县南四十里，本鲁朝宿地。”这就是说，鲁国在许田内建一城，因在鲁山下故名鲁城。许田与鲁城实为一地而二名。史实证明，许田或曰鲁城为鲁之独立朝邑，不是武王所封，而是成王所赐，当然也就不是鲁国的固有领土。因此，“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难以证明武王所封周公鲁国在鲁山一带。
①《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②《帝王世纪·周》。
③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年版，第页。
④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年版，第页。
⑤《诗·鲁颂·閟宫》郑玄笺。
⑥《诗·鲁颂·閟宫》孔颖达疏。
⑦《左传·隐公八年》杜预注。
武王分封，坚持论功行赏，因人而宜。师尚父武略第一，封到齐国。“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黄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千里，持戟百万。”①重在自然形胜，鱼盐之利，完全可以报答太公为建立周王朝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而周公旦素以文韬见长，封到鲁国。虽然武王、成王对周公、伯禽恩宠有加，“加鲁以四等之上兼二十四附庸，地方七百里”②，其辖地远远小于齐国，但这里人文资源特别深厚，最具代表性的是“少昊之墟”就在曲阜。《左传·昭公十七年》对少昊有详细描述。作者借郯子之口，将少昊氏与太昊氏、炎帝氏、黄帝氏、共工氏相提并论，揭示了他们为何以鸟（凤）、以龙、以火、以云、以水为图腾的原由，并介绍了少昊之国以鸟为师，以鸟命名氏族和官吏的概况：其中，制定历法的凤鸟氏为“历正”，而执行历法、负责四季季节测报的是“司分”玄鸟氏、“司至”伯劳氏、“司启”青鸟氏、“司闭”丹鸟氏；为国家管理民众的五个职能部门和官员是：“司徒”祝鸠氏、“司马”睢鸠氏、“司空”鳲鸠氏、“司寇”爽鸠氏、司事（士）鹘鸠氏；还有负责手工业生产的“五工正”和负责农业生产的“九农正”。它们形成了一个有分工、有统领、上下左右相互配合的国家雏型。孔子闻听郯子关于其祖先少昊氏的这番高论，便见於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意思是说，天子若弄不清楚各种官吏职能是什么，应该向“四夷”去学习。郯子即为东夷首领少昊之后。少昊之墟在曲阜，封周公于此，意在为周公及其后从历史沉沉中汲取营养，完善礼制，提供最佳环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司马迁为什么要着意突出曲阜为“少昊之墟”的真正原因。可以确信，司马迁在写作《史记》前，曾认真研读过左丘明《左传》等史作。他的《报任安书》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可为旁证。
①《资治通鉴·汉纪三》。
②《帝王世纪·周》。
现在的问题是，周公封鲁后，他和长子伯禽为何迟迟不就国？现成的答案是：周公“留佐武王”，继相成王。大体还有另外三个原因：一个是周公已有周原封地，而且在朝廷任要职，衣食尚可维系。而姜尚则不同，必须马上出就国。二是周公脱不开身，而伯禽初无名分。《周礼·典命》云：“凡诸侯之適（嫡）子，誓於天子，摄其君。”也就是说，诸侯国君、储君皆需由周王册封。成王年幼不能执行。而摄政周公，又不便自封其子为鲁侯，所以只好等到成王亲政后，才“命鲁侯禽父、齐侯伋①。”（《今本竹书纪年》）三是曲阜一带为商奄重地，失去殷商政权保护的殷民们并未降服，那里形势极不稳定。要平息那里爆发的叛乱，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积蓄力量。因为周王朝百废待兴，当务之急是平息内部和近畿叛乱，一时间尚顾不上远在东方的鲁国。所以，从武王封周公、到成王封伯禽，前后十年有余，鲁国大片国土仍为东方殷商势力所控制，实际上有国而无都，或有君而无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周公相对于鲁国，更像一个“流亡政府”。鲁国发展较齐国为慢，这也应该说是一个原因。再者，姜太公就国初期，只是与原驻居民莱夷发生过冲突，并无重大战事，而鲁国平息淮夷、徐戎之乱，付出了应该付出的巨大代价，使本来就极其薄弱的国力进一步受到削弱。
土地未到手，先封其元首。这等实例，古今中外不胜枚举。而周廷最善用此招。比如，周平王曾将落入西戎之手的岐、丰之地封赐给秦襄公，但条件是：“秦能攻伐戎，即有其地。”②后来秦穆公也确实靠自己的实力占有了其地。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周初的鲁国之封了。
①齐侯伋：伋，即吕伋，姜太公子。事成王。成王崩，召公奭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千戈、勇士百人，迎康王剑入即位。卒谥丁公。
②《史记·秦本纪》
综合分析史书记载，可知周初有三次伐淮夷、徐戎之战。一次，在成王初年。据《逸周书·作雒解》：“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代成王东征，“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将俘获的中上层人士迁于成周之地九毕，以让他们就近接受王化教育。此次东征，还踏灭商奄，其君被迁入齐国所属的薄姑（今山东博兴境内），等于变相囚禁起来，使他在异国他乡变成孤家寡人，鲁地奄民则由此群龙无首。有一只传世禽簋，内腹铭文曰：“王伐（奄）侯，周公某（谋），禽祝，禽又（胀）祝。”（图禽簋及铭文九州图书出版社年版《中国通史图说》（一）第页）说明成王伐奄，是周公定谋，儿子禽在军中为祝官。这次平叛，司马迁一说“二年而毕定”①，一说“三年而毕定”②。《孟子·滕文公下》和《今本竹书纪年》均作“三年”。当以“三年”为是。五年后，亦即成王“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亲政……命鲁侯禽父”③。待伯禽真正到曲阜就国时，他才发现这里仍不安宁，于是便有了二次伐徐戎、淮夷之役。不过，这次挂帅的不是周公，而是他的儿子鲁侯伯禽。《书·费誓》开篇即交代《费誓》出台背景：“鲁侯伯禽宅④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⑤。”由于徐戎、淮夷并起为寇，鲁国东郊门户不敢开闢，那就只有动员所辖七百里内各小国诸侯，誓师讨伐。而誓师讨伐之地在鲁东费邑，因称该誓词为《费誓》。《费誓》本为地方性文献，但它关涉王事，足为世法，故收入《书·周书》中。
关于平叛，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用词较为含混：“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於是伯禽率师伐之肸，作《肸誓》。”《肸誓》即《费誓》。这就将两战混合为一役了。然《书》写得十分清楚，讨伐三叔及淮夷的是周公，作的誓词是《大诰》。周公既已“降辟三叔”⑥，所以鲁侯讨伐的只是重新作乱的徐戎、淮夷，作的誓词是《费誓》。前后两次，泾渭分明。一旦将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必然将伯禽封侯就鲁时间提前，提至成王元年或初年，如宋裴骃《史记·鲁周公世家》集解所引徐广、皇甫谧就持这一观点。然而这却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连皇甫谧本人在《帝王世记·周》中另一处，亦云成王封鲁侯在“八年春正月朔”，自己否定了自己。
另据《今本竹书纪年》，周初还有第三次伐徐戎。伯禽就封鲁国五年后，于成王“十三年（前），王师会齐侯、鲁侯伐戎。”此前，周公已去世，故该年“夏六月，鲁大禘于周公庙。”这第三次伐戎说明，姬鲁建国初期，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①《史记·鲁周公世家》。
②《史记·周本纪》。
③《今本竹书纪年》。
④宅：位所。引申为居住。
⑤费誓：费，读bi。费，《史记·鲁周公世家》作肸（bi）。《史记·鲁周公世家》集解：“徐广曰：‘肸，一作‘鲜’，一作‘狝’。（裴）骃按：《书》作粊。孔安国曰：‘鲁东郊地名也’。”《史记·鲁周公世家》索隐：“《书》作《费誓》。徐广云：一作‘鲜’，一作‘狝’。按：《尚书大传》见作《鲜誓》，《鲜誓》即《肸誓》，古今字异，义亦变也。鲜，狝也。言於肸地誓众，因行狝田之礼，以取鲜兽而祭，故字或作‘鲜’，或作‘狝’。孔安国曰：‘费，鲁东郊地名’，即季卿季氏之费邑也。”今山东曲阜东部、费县西北有“费城遗址”。
⑥降辟三叔：语出《逸周书·作雒解》。降，读jiang；辟，罪行。三叔，指管、蔡、霍三人，武王同胞兄弟。
伯禽受封为鲁侯，国都只是继承周公旦所封少昊之墟，开始由名义鲁国变为实体鲁国。
成王为褒奖周公，特赐伯禽鲁国一系列特权和礼物。
一是超标准封赐土地
《左传·定公四年》：“封之土田倍敦。”倍又作陪。杜预注：“陪，增也。敦，厚也。”即增加辖地，使之宽厚、宽广。《周礼·地官司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鲁公伯禽封地按周公标准当为方五百里。郑玄注云：“公无附庸，侯附庸九。”但《礼记·明堂位》却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何来“地方七百里”？《帝王世纪·周》揭示出：“王以周公有勋劳於天下，故加鲁四等之上兼二十四附庸”。地方七百里，其范围大抵南至今江苏、山东交界处，西到今山东郓城、巨野、成武、单县，东至今沂水以东，北至泰山及汶水之北，以泰山山脉及汶水北岸与齐为界，当时是仅次于齐的“超级大国”。
二是赐象征王权器物
有装以青铜饰件、本为天子专用、只赐同姓诸侯的“金辂”大车——“大路”；有“革车千乘”①；有以蛟龙或日月为图案的大旂。《礼记·明堂位》云：“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弧，旂有十二旈、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弧，就是弧形弓套。弓套中装的是古诸侯封父所用的弓“繁弱”。孔颖达疏引郑玄云，此大弓乃“古者伐国，迁其重器，以与同姓”之国宝。所赐礼物中，更有价值连城的“夏后氏之璜”。夏后氏即建立夏朝的大禹及其后代。此璜为夏、商、周三代镇国之宝，只有天子有权保有。又，《左传·昭公十二年》：季孙氏宰（家臣）阳虎“说甲如公宫，取宝玉、大弓以出。”《谷梁传》释曰：“宝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赐，藏之於鲁，非其所以与人，而与人谓之亡。”鲁定公九年（前），阳虎迫于压力，“归宝玉、大弓”。所有这些车、旂、玉、弓，都足以表明鲁国享有天子一级的威仪。
三是分“殷民六族”供役使
武王死后，周公代成王东征后期，曾“残奄，迁其君薄姑。”②奄即商奄，殷商方国或盟国。国都被占，国君被迁，商奄之民变成了亡国奴，迸散在鲁。伯禽就封之时，成王便将这些“商奄之民，命以伯禽。”③命者，赐也。这些人成了伯禽的基本臣民，相对于伯禽带来的嫡系家人、官员、将士来讲，商奄及徐戎、淮夷等处于绝对多数。武力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但征服不了这个国家的民心。这也就决定了伯禽对他们必须实行怀柔政策。
据《左传·定公四年》，除接受“商奄之民”供役使外，伯禽还受封从原殷都带来了“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这六族如同后来周室之“筑氏、冶氏、桃氏”④等，各有技术特长。成王令六族首领，“帅其宗氏⑤，辑其分族⑥，将其类醜⑦，”先到周地接受周公之法制，然后再到鲁国供职，服事鲁公，亦即所谓“职事于鲁”。这“殷民六族”实际上成为鲁侯的世代奴隶。
四是准予“鲁有天子礼乐”
实行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是西周初年一项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建设。天子礼乐决不准诸侯僭用，即使第一诸侯大国齐国也概莫能外。周室惟对鲁国网开一面，允许它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使用天子礼乐。周室派出“祝宗卜史”⑧四官归于鲁。祝是大祝，为众祝之长，掌管宗庙祭礼祷告之赞词。宗是宗人。韦昭注《国语·鲁语下》：“宗，宗人。主礼乐者也。”宗人之长者四宗伯。周室有此官，《周礼·春官》对他们的职责有详细记载。鲁国亦有宗伯。《国语·周语上》就记有鲁文公时夏父弗忌为宗伯事。卜是大卜，为卜人之长，主管卜龟筮卦，预言吉凶。史是大史，史官之长。掌管祭祀、记事、命册等。正因为鲁国代有史官，才留下了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鲁国上述四官规格均与周廷相同。周室还赐鲁以“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孔颖达疏：“服虔云：‘备物，国之职物之备也’。当谓国君威仪之物，若今繖扇之属。”繖扇，即遮阳挡雨大伞，君王出行时有人撑之随影而行。所谓“备物典册”，即将显示君王威仪之物一一载入典册，以备赐鲁。孔疏又云：“官司彝器，谓百官常用之器，盖尊缶罍俎豆之属，具赐鲁也。”正如《礼记·明堂位》所云：“凡四代（虞夏商周）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
不仅在官员配备、礼器配置方面，鲁国享有特权，而且连建筑规制、祭祀仪礼方面，鲁国也与周天子相比肩。
《礼记·郊特牲》云：“诸侯不敢祖天子。”祖者，祭也。鲁为诸侯，按礼也不得祭祀已故天子。但鲁公由于周公关系，则可以“祖天子”。文王为追尊之天子，享“天子之礼”⑨，“成王命鲁公得郊祭文王”⑩。不仅允许在郊外进行祭祀，而且“鲁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庙也”⑾，可以在庙中进行祭祀。每年“启蛰”化冻之时，“鲁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这是不折不扣的“天子之礼”⑿。因为《礼记·王制》有规定：“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而郊祭祭的正是天地，或曰“帝”，即上帝。
《礼记·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说明周公在摄政期间，实际享有天子之尊。为褒周公之德，周室特许鲁国建周公庙。（图图山东曲阜周公庙）《公羊传·文公十三年》云：“周公（庙）称太庙。”《论语·八佾》亦称为“太庙”。“大（太）庙，天子明堂。”⒀鲁国有了同天子太庙一样的周公庙，还要在庙中举行只有天子享有的禘礼。据《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十三年（前），“鲁大禘于周公庙。”何谓大禘？《礼记·大传》：“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据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示部》曰：周之大禘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云大禘者，盖谓其事大於宗庙之禘。”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赵伯循亦持此说：“禘，王者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庙，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赐鲁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庙。”
据《礼记·明堂位》，鲁君“以褅礼祀周公於大（太）庙”时，还要歌之舞之，不仅有本国歌舞，还有东夷南蛮之乐，之所以“纳夷蛮之乐於大（太）庙，言广鲁於天下也。”其规格也超出了诸侯国应享有的水平。
①《礼记·明堂位》、《帝王世纪·周》。
②《史记·周本纪》。
③《左传·定公四年》。
④《周礼·冬官考工》。
⑤宗氏：当宗同氏，即嫡支。
⑥辑其分族：辑，合，纠合。分族，分枝属族，即庶系。
⑦类醜：醜，众。类醜，同类庶众，即同族百姓。
⑧《左传·定公四年》。
⑨《史记·鲁周公世家》集解。
⑩《史记·鲁周公世家》。
⑾《史记·鲁周公世家》集解引郑玄。
⑿《史记·鲁周公世家》集解。
⒀《礼记·明堂位》。
伯禽封鲁后，在曲阜筑都城，立宗庙，构建管理体系，全面推行周礼，苦心经营三十余年。因为这里原来殷商势力盘根错节，反周力量屡征不服，故商俗殷礼表现得最为突出。不破不立。伯禽将施政方针确定为“变其俗，革其礼”①，也是势在必然，不得已而为之。经过艰难的移风易俗之后，鲁国将周室礼乐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及至春秋后期，吴国公子季札于鲁襄公二十九年（前）奉使鲁国时，曾“请观於周乐”，连叹“美哉！”②而在此之前，知识渊博的季札“在吴虽已涉见此歌乐之文，然未闻中国雅声。”③只是到了鲁国，他才一饱耳福，表示“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正如《礼记·明堂位》所云：“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君臣未尝相弑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④礼乐焉。”
伯禽以周礼治国安邦的实践，为后来鲁国的伟大思想家孔子和孟子创立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现实素材。儒家学说诞生在鲁国，而非齐国和其它各国，决不是偶然的。孔子说：“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⑤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⑥他所学习的周礼，他从遵从的周礼，实际样板是鲁，鲁是周礼的形象代表。所谓“周礼尽在鲁矣，”⑦并非夸大溢美之词。“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⑧，实际是孔子对鲁国施政经验的经典总结，寄托了他毕生的理想和追求。客观地分析，鲁国礼乐有陶冶情操、约束行为的积极一面，也有戒律过多、束缚手脚的消极一面。今天，我们应该加以批判地继承，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更好地为三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服务。
①《史记·鲁周公世家》。
②《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③《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孔颖达疏。
④资：郑玄注：“取也。”
⑤《中庸》。
⑥《论语·八佾》。
⑦《左传·昭公二年》。
⑧《论语·泰伯》。
据《帝王世纪·周》，成王元年（前）伯禽四十六岁。卒于“康王十六年”，即前年，享年八十三岁。
伯禽葬于何处，史载不详。“长期致力于寻找西周王陵的陕西考古研究所商周室主任张天恩认为，周公称谓是世袭的，至春秋时期延续了五、六百年。尽管周公旦的长子分封到东方的鲁国，但西周实行归葬制度，即人死后落叶归根，分封在外的后代周公也要埋回家族墓地，因此，这里出现多座四墓道墓葬也在情理之中。”（见年6月22日《齐鲁晚报》A5版《陕西发现“周公墓”？》）称西周实行归葬制，笔者因未研究，不敢妄发议论。称“周公称谓是世袭的”，当然很正确，只是需要补充一点，只有袭封周原为采邑的才称周公，如二代周公就是周公旦次子君陈，史称周平公，而非封到鲁国的长子伯禽，伯禽则称“鲁公”而非“周公”。故伯禽有其归葬可能，惜无确凿证据加以坐实。
据山东《曲阜市地名志》，曲阜城东十六公里防山西麓，原有古墓二十二座，现存十座。“从采取到的鼎、豆、盘等陶器残片和花纹方砖判断，是东周至汉代的鲁国诸君墓葬。”又，曲阜城南九里姜家村西北有大小封土十四座，《曲阜县志》称其中有鲁文公墓。但山东《汶上县志》及汶上《南旺镇志》称，鲁文公及桓、庄、闵、僖、宣、成、襄、昭等九鲁公葬（即今南旺），与杜预注《左传·定公元年》“阚公氏”为“鲁群公墓所在地也”，同。如果这些记述属实，足证春秋时期归葬制已不复存在。
第二节继任鲁公：从考公到孝公
鲁国实行“一继一及”制，即国君卒后，由其嫡长子继位或由其弟递及。
鲁国初创时期，虽有周室派来史官，但由于种种原因，史料记载并不完备。《世本·诸侯》云：“伯禽生炀公熙”。《世本·居篇》又云：“炀公徙鲁。”伯禽已建鲁国三十余年，何来其后“炀公徙鲁”之说？故《世本》这种记载并不可靠。在鲁公传承关系上，《史记·鲁周公世家》与《世本》有多处不同。两相比较，似觉司马迁博采众长，其说较为可信。
之所以说“较为可信”者，是指尚有不确切处，如从考公元年（前）至真公十五年（前），凡一百七十一年，而按太史公所给诸公年份计算，则只有一百四十三年，其间有二十八年不知去向。其去向不外两个：一个是少记了一位或几位鲁公在位年数；二是漏记了一位或几位鲁公。根据现有史料，我们都无从去考证，因此只能姑妄听之。
《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曲阜“衍圣公府”所藏《展氏世系》同。伯禽卒于周康王“十六年”①，即公元前年。一年无二君。则考公元年为公元前年。
“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谓炀公。”②按此说，炀公于公元前年即位。他的功绩不是什么“徙鲁”，而是如太史公所言：“筑茅阙门”，进一步完善或扩建鲁国都城而已。
炀公“六年卒，子幽公宰立。”③（宰，《世本》作圉）幽公即位当在公元前年。
“幽公十四年”④，幽公被其弟所杀。次年，自立为魏公。《世本》作费，魏作微，均为通假字也。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魏公十五年卒，子厉公擢立。厉公三十七年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献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濞立。”《世本》擢作翟，真作慎，濞作挚。
真公十四年，周王室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因周厉王无道，出奔彘（今山西霍州市）。次年，袭封之周公、召公共和行政。“共和”元年为公元前年。
真公于公元前年卒，“弟傲立，是为武公。”⑤武公长子曰括，少子曰戏。公元前年（武公九年）春，父子三人西朝周宣王。宣王喜爱戏，欲立戏为鲁储君。周之贤臣樊仲山父⑥直谏宣王，力陈“废长立少”可能引发的种种弊端和不良反应。但宣王不听，遂立戏为鲁太子。这年夏天，“武公归而卒，戏立，是为懿公。”（《史记·鲁周公世家》）
果然不出仲山父所料，由于周宣王作主为鲁“废长立少”，引发了内部矛盾，君位本当由长子括来继承，却让少子戏夺了去。由此，括之子也就连带失去了拥有君位的机会，自然心中不服。于是，在公元前年，“括之子伯御⑦与鲁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为君。”（《史记·鲁周公世家》）按周室的正统观点看来，伯御乃弑君篡位上台，因此他不仅得不到周王室的承认，反而遭到周宣王的讨伐。伯御被杀，当然得不到什么谥号。《汉书·古今人表》将其列在最下等的“愚人”之中。这有欠公允。毕竟是周宣王先根据个人喜恶随意破坏了由其先祖确立的传承规则，而且伯御也实实在在地在鲁国执政十一年之久。两相比较，还是太史公司马迁的表述显得客观公正一些。奇怪的是，他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却云：“鲁孝公元年伯御立为君，称为诸公子。”既然伯御为君，何以称为“鲁孝公元年”呢？自相抵牾，于此为甚。
周宣王并不就此罢手，他还要亲自干预鲁侯人选。不过，这次他可能接受教训，竟主动征询起仲山父的意见来，仲山父以实相告：“鲁懿公弟称，肃恭明神，敬事耆老，赋事行刑，必问於遗训而咨於固实⑧；不干⑨所问，不犯所（知）[咨]。”（《史记·鲁周公世家》）应该说，称确实是一个称职的鲁侯人选。宣王虚心采纳了仲山父的推荐意见，“乃立称於夷宫⑩，是为孝公。”（《史记·鲁周公世家》）
公元前年初，鲁孝公即位，卒于公元前年，在位二十七年。他是鲁公伯禽的第五代孙，也是鲁国的第十二位国君。
鲁孝公这个人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有两点：
一、他在打破西周诸侯国君位继承顺序上是个带有转折性的代表人物。自从周宣王首坏“一继一及”制、实行“废长立少”那一刻起，就已经埋下了“王命将有所壅”的种子，使鲁国最讲究礼乐的形象大打折扣。而就鲁孝公个人来讲，道德品质无可挑剔，他当上鲁君，非夺非抢，亦非本愿，实是由周王室选中而被推上台的。他能平安执政二十七年，说明确有卓越才能。从这一点看，这次周室并未选错人。《汉书·古今人表》将其列为“智人”，也是名至实归。但周室对他的任命，毕竟建立在破坏“一继一及”制的基础上，因此等于延续了“废长立少”的错误路线，给各国诸侯树立了一个不按成规办事的先例，周王室的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二十五年后，“诸侯畔周，犬戎杀幽王。”出现这种局面，是周王室自作自受，与鲁孝公无干。鲁孝公不愧是一个敢于承担重任的历史人物。
二、鲁孝公与柳下惠及展、柳、惠三氏的血缘关系最为紧密。展氏之由来，正是从其子展那里得来的。
①《帝王世纪·周》。
②《史记·鲁周公世家》。
③《史记·鲁周公世家》。
④《史记·鲁周公世家》。
⑤《史记·鲁周公世家》。
⑥樊仲山父：樊，古国，仲山甫所封也。《括地志》云：“汉樊县城在今兖州瑖丘县西南三十五里。”即今之兖州市西南三十里堌城村。一说古樊国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南。仲山甫，周宣王大臣，谥穆，史称樊穆仲。
⑦括之子伯御：《国语·周语上》：“鲁侯（武公）归而卒，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注云：“伯御，括也。”则称括与伯御为一人，不是父子关系，与《史记·鲁周公世家》不同，记此存异。但不管伯御与括是什么关系，伯御在孝公前当过鲁君却是一致的。
⑧固实：《史记·鲁周公世家》集解：“徐广曰：‘固，一作故。韦昭曰：‘故实，故事之是者。’”故实，过去的事实。
⑨干：犯。
⑩夷宫：《史记·鲁周公世家》集解：“韦昭曰：‘夷宫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庙。古者爵命必於祖庙。’”
⑾《史记·周本纪》。
⑿《史记·周本纪》。
⒀《史记·周本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