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嗣宏老师，我久闻大名，《外国抒情小说选集》十二卷和欧华作协纪念文集《迤逦文林二十年》就是由他主编的。这次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年欧华作协年会上终于得以一瞻风采：一幅儒雅学者的形象，为人和蔼可亲，而且学识渊博，学问高深。他在大会上作了主题演讲，与大家分享了在俄罗斯华文创作的体会。会后，通过E-Mail邮件来往，我阅读了他的一些作品，这才了解到白老师是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戏剧、俄罗斯国情三方面的研究专家，华文报刊专栏作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作家、翻译家。
留学苏联
白嗣宏年生于上海,籍贯河南开封。他的父亲白贯周出身于商人家庭，毕业于立信会计学校，该校是中国现代会计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年由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教育家潘序伦创办。白贯周抗战前就参加工作，当时在中国银行灵宝打包厂家（棉花）工作。灵宝古名弘农郡,是汉唐时代的一个郡，位于长安洛阳之间，古时的函谷关所在，相传老子在那里写下《道德经》。白嗣宏的名字,即有继承弘农的意思（宏弘通假）。他10月出生，抗战已经爆发，随父母逃难到兰州、西安、宝鸡，最后在宝鸡迎来抗战胜利，那时他已上小学二年级，回沪时还能说一口陕西话呢！父亲白贯周曾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母亲赵雅德，师范学校毕业，但未参加工作，在家相夫教子。白嗣宏的外祖父是冯玉祥的安徽老乡，跟随冯玉祥到河南，曾任冯的兵工厂厂长，以所制大炮闻名。
年白嗣宏考入上海的市东中学，这时迎来了时代的巨变。在那火红的岁月，苏联是中国的镜子，照出中国的希望。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举国上下，都有一种难掩的兴奋之情，认为今天的苏联，就是明天的中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是中国的共识。多少年轻人，着列宁装，穿布拉吉，读苏联的励志书籍，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等等，梦想到苏联学习，要发现通往社会主义天堂的秘密。
年白嗣宏初三时，与几位同学自发组织起来，课余就学于上海市中苏友协开办的俄语广播学校。自己每天听广播，做作业，函授考试。他说当时并没有什么雄心，只是在时髦和求知欲的鼓动下，追随潮流，多学点知识而已，谁知学俄语竟然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
年高中毕业,白嗣宏一举考取留苏预备班，幸运地成为令众人羡慕的祖国骄子。他到达北京俄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报到。第一件事就是分班。同届同学有多人，分成许多小班。没学过俄语的分在第一班，然后按俄语水平依次分班，他的测试成绩竟然进入第64班，相当于中等水平。同班同学都在中学读了6年俄语，而白嗣宏只有3年自学，能同堂受教，这是多么地不易。
在留苏预备班学了10个月。结业之后，校方宣布即将公布各人的留学专业和学校名称。按照当时的做法，大家一致表态，听候国家指派。出乎意料，分给白嗣宏的竟是学习哲学系的“辩证唯物主义”专业。他原是按理科考试的，分配学哲学实在令人费解。学校的解释是，“你的入学成绩说明你能学理科，也能学文科，因此学习高于文理两科的哲学非常合适。”这顶高帽子决定了白嗣宏的专业。
年8月8日白嗣宏乘坐火车北京——莫斯科专列奔赴苏联首都，穿越西伯利亚，7天7夜的旅途，专列缓缓驶入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尔车站，终于看到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
但莫斯科只是转车点。白嗣宏最终到了基辅，即今乌克兰首都，当时是苏联第三大城市。他进入红墙围绕的基辅大学，哲学系的学业就这样开始了。一个学年还没有读完，突然接到转学的通知。表面原因是基辅大学将用乌克兰语授课，中国留学生没有学过乌克兰语。令人奇怪的是，不仅转换学校，而且要转换专业。事后才知道，真实原因在于当时正好开过苏共20大。
苏共20大结束当晚，即年2月24日，赫鲁晓夫作了一个揭露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从报告揭示的情况来看，斯大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力没有任何约束。他大搞肃反清洗，其中第17大选出的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就有98名被逮捕和遭枪决，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名领导人，除斯大林外，其他5人均被处死或暗杀，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科夫。网上搜索百度百科斯大林条目记载，-年被称为“大恐怖”时期，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被枪杀。红军中有4万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包括5名元帅中的3人，16名集团军级将领的15名，67名军长中的60名。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消灭了富农阶层，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结果破坏了生产力，造成大饥荒，据保守估计，从年到年，仅号称欧洲谷仓的乌克兰就有万人被饿死。整个苏联饿死者据估计在至万之间。
就这样，赫鲁晓夫通过批判个人崇拜开始了苏共民主化的进程，而当时中国仍把斯大林捧为“伟大领袖”，认为苏联搞的是偏离马列的修正主义，即“变修了”，中共与苏共开始分道扬镳。总不能让白嗣宏他们学一套修正主义回家吧？何况他们是专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培养的专业人才，而该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负有中央智囊的任务。
当时哲学系的留学生们有两个选择，要么去莫斯科大学读历史系，要么去列宁格勒读语言文学系。白嗣宏高中曾有过读中文系或者戏剧文学系的念头，这时又冒了出来。加上几位学长的劝导，于是他随他们一起到列宁格勒大学语言文学系俄国文学专业。就这样，白嗣宏走上了正轨学习文学的道路，决定了自己的一生。
大二期间，按教学大纲规定，需要写学年论文。这时正好学到俄国19世纪文学。屠格涅夫（-）是白嗣宏从小喜爱的俄国作家。一部中篇小说《阿霞》更为激动人心，正好选做论文题目。小说叙述富有的年轻人“我”，遇到可爱的阿霞姑娘，渐生情愫，但因阿霞是私生女而不敢去爱。白嗣宏读的时候一再为女主人公阿霞追求爱情的精神倾倒。这时，他又读了车尼尔雪夫斯基（-）评论《阿霞》的文章《幽会中的俄国人》，更深一步看到男主人公在爱情面前的怯懦，看到俄国男人在面对现实时的无能。白嗣宏就在学年论文里大大发挥，把男主人公指责了一番。这篇充满激情的论文，竟然在俄国同学里，特别是在女同学里得到共鸣。她们互相传说，说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写了一篇如此如此的论文。
大三时，白嗣宏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一位非常美丽的俄罗斯姑娘，名叫奥莉嘉，学印度梵文。他俩是同学，但专业不同。她竟然也知道这篇论文，还说正是这篇论文给了她最初的好感，最后成就了他俩的百年之好。有趣的是，第一次约会时，白嗣宏在公园的长椅上等她，手中一卷苏联抒情小说作家帕乌斯托夫斯（-）的作品，给她留下了至今难以忘怀的印象。她时常谈起，正是这本书打开了她的心扉。如今他们相濡以沫，同甘共苦，携手度过了50多个年头。正如白嗣宏所说：“文学给了我生活，给了我至爱”。
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活，相当清苦，也相当单纯。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夜总会，也没有蹦迪。只是上课，读书，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看戏，当然还有每周规定的政治学习。读书的条件非常好，从校系两级的图书馆，到科学院社会科学图书馆到著名的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大学离涅瓦大街不远。这条街上的政治图书馆倒是白嗣宏经常去的地方。因为那里人很少，环境幽静，借书方便。许多俄国文学原著和译成俄文的欧美文学作品，随着教学大纲的要求，按部就班地阅读，积累了许多文学知识。作为与文学关系密切的艺术、美术、音乐、戏剧，也都源源不断地填充他那饥渴的知识大坑，为日后的文学生涯铺垫了扎实深厚的基础。
那时正是后斯大林的第一轮民主化高潮。解冻文学正在开始发挥威力。白嗣宏那批留学生，都不到20岁，天天遇到一些新鲜事物。苏联同学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对这些事当然更为敏感。不断向他们介绍一些故事，哪些老师是名家，哪些老师刚从流放地来，哪些老师刚得到平反就返校教书，哪些老师是顽固派和教条主义者，哪些老师专与学生作对，哪些老师又是如何潇洒倜傥。有些文坛掌故，更是听来有趣。一些名作家到学校来做报告或者会见大学生，都是生动活泼的生活之课，只有在留学中才能得到的独厚。文学不仅在书本之中，还在生活之中，果然是至理名言。
五十年代的中国，刚从百年屈辱与战争的废墟走过来，对苏联所强调的公平正义社会的追求，有强烈的认同感，他们认同计划经济的强大威力，也对苏维埃体系在二战击败纳粹德国，不胜仰慕。但斯大林死后“去斯大林运动”的披露，已使不少敏锐的中国心灵警惕，不仅看到苏联政治的变幻，也看到斯大林时代那种令人发指的整肃与血腥。原来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主义的社会，中间要经过这么多的斗争与痛苦的折磨，也有那么多的扭曲人性与牺牲人命的代价！？
一九五七年，正是白嗣宏去列宁格勒大学的那年，中国掀起了狂飙的反右运动，林昭﹑林希翎等被斗下来。在异国的校园里，这位来自上海的留学生，感受到政治运动的变化，比舞台上的想象还要戏剧化。
更戏剧化的是中苏开始分裂。当白嗣宏和他的俄罗斯女同学谈恋爱如火如荼之际，也是两国在意识形态争议如火如荼之时，但白嗣宏的罗曼史比舞台上的爱情更轰轰烈烈，他不顾中苏分裂的政治逆境，将自己的爱情成为世界的核心，他和他心爱的俄罗斯女子结婚，也是和他所心爱的俄罗斯文化结缘。
主编《外国抒情小说选集》十二卷
年白嗣宏在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离开留学五载的苏联，携带俄罗斯妻子回到中国,走上工作岗位。由于他的“特殊情况”，不但不得进入智囊单位工作，甚至不能留在北京上海。他被分派到安徽合肥教书，在安徽艺术学院戏剧系工作，太太教俄文。两年后调到合肥师范学院艺术系。年白嗣宏又到安徽大学任教。
60年代初，安徽刚刚熬过大饥荒，根据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在安徽所做的调查报告（见《中国新闻周刊》年9月23日出版的总第期），那几年安徽饿死多万人。白嗣宏回忆说，60年代合肥每个大人，每月凭粮本供应25斤米面杂粮。肉蛋蔬菜也极缺，不仅生活困难，而且在精神上受到种种的政治磨难。他初试笔耕，１９６２年发表了作品，次年就被戴上了“名利思想”的资产阶级的帽子。几乎无法搞他所钟情的苏俄文学研究，只翻译了几个剧本。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扣上了“四条汉子走卒”（四条汉子是指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和“修正主义徒子徒孙”的大帽子。文革后，白嗣宏所在安徽大学的干部告诉他，剧本《伊尔库茨克的故事》译稿塞进了他的档案，作为“修正主义”罪行的证据，真叫人哭笑不得。
文革期间，白嗣宏作为与敌国通婚的分子，成了被批斗的靶子，被诬蔑为“苏修特务”和“叛国分子”。那时全国都陷入到激烈的武斗中去，安徽省也不例外，白嗣宏的学生为他担心，就劝他去黄山脚下避一避，所以他们就去了那里。可是不久，武斗的风气也蔓延到了那里，他的学生就安排他们一家上山，住在山上的宾馆里，那里只有两个人，一个保安，一个厨师，非常地清静，所以正当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时，白嗣宏和他的太太以及三岁的儿子却在山上天天欣赏美景。待过了一个多月，武斗风过去了，他们一家人才下山，总算躲过了一场灾难。
回国蹉跎多年，白嗣宏成了文学主流之外的人，只有教学之份。然而基本功在身上，对文学的崇敬又是无法禁止的，一旦有机会自然会爆发出来。十年青春葬身在各种政治运动的底层。只有在“文革”浩劫之后，文学才真正回归到人间，回归到白嗣宏身上。这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介绍工作的人，才被摘去“崇洋媚外”的帽子，重新鼓起创业的热情。
文革结束时白嗣宏在安徽大学工作，不久提升为外语系副教授。他虽说已届不惑，但却被自己心爱的文学迷住了。写评论，翻译小说和剧本，忙得不亦乐乎，在省内和全国开始有了影响。在省里当选为文学学会的副秘书长，承办全国欧洲浪漫主义研讨会，参加各地的讲学活动。作品不断在全国主要出版社出版。安徽文艺界的一些知名前辈，陈登科（安徽作协主席），江流，苏中，公刘，那沙，同辈的胡晓秋，都非常关心和支持他的文学活动。80年代初陈登科、江流推荐他参加中国作协；那沙、胡晓秋推荐他参加中国戏剧家协会，诗人公刘在大小会议上为白嗣宏呼吁，把他这个文学体制外的散兵推入时代文学复兴的大潮流。
作为散兵，研究的对象也就自由得多。为了批判极左的文艺思潮，白嗣宏选编了《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希望中国的文艺真正做到百花齐放，借研究苏联文学中的一些现象，引以为鉴。苏联文学在整个苏联社会漫长的民主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非主流的思潮。正是这些思潮使苏联文学有别于当时的中国文学。人道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正是中国文学复兴中可以参考借鉴的东西。该书荣获“安徽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白嗣宏是一个浪漫派，所以对浪漫主义文学情有独钟。一旦有了机会，就猛冲而上。在别人一蜂窝研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流文学时，他则在研究浪漫主义文学。主要成就是主编出版了《外国抒情小说选集》十二卷，这套选集至今仍享有读者，数十万册在读者手中和各大小图书馆藏书之中。
提起主编这套书，白嗣宏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七十年代末的一天，安徽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青年编辑江奇勇，通过安徽大学的朋友找到他，表示出版社对外国文学作品很有兴趣。当时白嗣宏担任安徽省外国文学研究会的秘书长和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的理事。他学的专业就是苏俄文学，所以一拍即合。
江奇勇向他介绍了中央有关部门关于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新精神。本来，介绍世界文化的宝库，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反映外国生活现实的作品，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在毛当政的时期，外国文学出版的口子极小，控制极严，生怕外国思潮流入国内。泱泱十亿大国，只有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两家可以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地方出版社根本没有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权利。改革开放路线，给中国的出版事业带来了春天，地方出版社蓬勃发展，为安徽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创造了最佳时机。出版社的领导和文艺编辑室，抓住了这个时机，令人钦佩。从白嗣宏个人来说，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大展宏图，发挥自己的文学研究专长，不能不说是“天赐良缘”。
但是安徽没有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历史和经验，没有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的队伍，既要出版高质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又要创造很好的经济效益，又要在全国众多的地方出版社中脱颖而出，确实要费一番心血。两人就在安徽大学楼的一间斗室里，策划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计划，提供给领导决策。经过良久商讨，确定要搞出自己的特色，抢在别人之先，才能不至于湮没于群龙之中。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好选题，其次要有良好的译者队伍。在选题方面，当时苏联文学刚刚开禁。过去很多被套上“修正主义”的作品，并不实事求是。读者对当代苏联作品抱着很大的兴趣。文革之前和文革之中，所谓内部书，很受读者哪家医院治白癜风好北京哪个医院治疗白癜风正规
